阿莫西林、头孢他啶、头孢呋辛、克林霉素……这些药名中国人并不陌生。2010年“中国家庭药箱调查”显示，79.4%的居民有自备抗生素的习惯，75.4%的居民在有炎症或感冒发烧时，会自行服用抗生素。

抗生素的诞生，曾让细菌感染不再是人类的头号死因。19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辛普森的医生曾感慨：“躺在任何一家医院手术台上的病人，都要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士兵具有更多的死亡机会。”

然而从一种抗生素应用的那天起，细菌的耐用性也随之而生。“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比细菌跑得快，每5年诞生16种新抗生素，而此后抗生素的研发却是：2003至2007年5年间只有5种上市，到了2008年，全球仅诞生了1种；而2009年和2010年基本上就没有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长王明贵说。

耐药性是滥用抗生素的最大危害，其最可怕的后果，莫过于催生了恐怖的“超级细菌”，即眼下任何一种抗生素都无法将其杀灭的细菌。

恐怖的“超级细菌”

“细菌耐药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只是耐药形式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肖永红说。

美国也曾经历过抗生素滥用的年代，但从1960年起，政府开始从医院、药房、监管三个环节入手进行严格监管，扭转滥用局面。欧盟的标准更为严格，连动物饲料中的抗生素的使用都极为谨慎。

2010年10月，“超级细菌”NDM-1在近20个国家和地区传播，造成数百人感染，中国也有3人。全球上市的将近200种抗生素对其束手无策。

发现病例的国家大多数是输入性的，但在印度、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却是内源性的，而这几个国家正好是抗生素滥用大国。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2006年10月，肖永红参与的课题“抗生素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对北京、湖北、四川、山东、宁夏五省市区的调查显示，目前国际医学界公认的一些超级耐药细菌，在中国医院内已较为普遍，成为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对此，肖永红解释，耐药细菌之所以在医院里流行，是因为那里使用抗生素频率与强度最大。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外科患者更是几乎人人使用，比例高达97%。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张永信说。

中国式滥用

为何抗生素滥用在中国如此严重？

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认为，这和医患双方的心理有关系。他表示，在美国和欧洲，很多疾病只有诊断没有治疗，任其自愈，但中国患者若被告知3个月才能治愈，下次恐怕就再不会来找这个医生了。抗生素见效快的特点，往往让患者忽略了它的危害。而医生有的是为了个人利益开“狠药”，有的则顾虑患者不满疗效后的闹事，开大药方以规避风险。

众多专家表示，抗生素滥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体制。

据调查，与国外“以技养医”不同，中国医疗机构营业额中，药物占了40%－50%。而抗生素在所有药品中又约占20%。肖永红说，抗生素产业是国内制药工业的第一大产业，占整个制药工业总产值的1/4以上。中国目前有6000多家生产抗生素的厂家，1000多个种类数万个产品。

杭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滕建荣坦言，接受抗生素整治培训的一部分医院院长已开始向他抱怨，医院的财政怎么支持运作？“以药养医大家都痛恨，但谁来解决，谁来破题？怎么破题？”滕建荣感慨。

曾参与国务院医改调研的姚岚说，要从根本上铲除“以药养医”，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财政体制的配套调整，通过综合改革来保障医生的收入。

抗生素整治行动效果十分明显，以北京为例，去年6月份，50家三级医院使用的抗菌药物种类为3327种，到9月份就已下降为2886种。普通外科一类切口手术预防用抗菌药物使用比例从原来的94.9%下降到49%。

行动收效颇丰，自然利国利民。但不少专家担心，如果仅仅是限制医疗机构从抗生素中获利，而不是给出长远的替代方案的话，那么可能会导致医疗机构绕开抗生素而滥开、滥用其他药品。那样的话，新问题恐怕更加复杂棘手。

好消息是，1月5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今年将在300个试点县先行落实取消“以药补医”的相关政策，并逐步扩大范围，力争在2015年全面取消这一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