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养儿防老，因此家庭养老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但独生子女带来的“421”家庭结构，让老人多、孩子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王佰玲了解到，目前“空巢”老人已占老年人总数的50%，这直接影响了中国老人的生活照料、疾病护理和心理状态。

王佰玲在英国考察的时候，曾被一则新闻深深震动。当地的一位老太太虽有子女，却长年独居，最终在家中死去很多天后才被巡逻的警察发现。“我想我们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王佰玲说。

和她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传统的孝道在她心里根深蒂固。“敬老、爱老、助老，这都是中国的传统美德。我年轻时脾气比较急，但越来越明白尊敬老人是一种修养。我先生说，七十岁的老人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很赞同。当然他们也可能错，但能错到哪里去？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孝就是顺，不要跟老人太较真。”她这样解释孝道。

“在中国制定的第一次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服务体系的建设。我们的基金未来要做的，就是服务于中国这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成为目前养老保障体系的一个补充。”王佰玲说。

探索养老新模式

在基金的诸多计划中，王佰玲最先要着手的，就是无自理能力老人的护理工作。

王佰玲认为，护理保姆不好找的问题非常普遍也非常紧迫。她听说过一个瘫痪10年的老人换了近200个保姆。中国有1/8的老人患有脑痴呆、脑中风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由于治疗时间长，老人的脾气会比较差。这类保姆不但需要专业知识和耐心，还要担很大的责任，因此“这个行业就逐渐萎缩了”。

王佰玲计划通过基金会开展保姆的培训和志愿者服务，甚至提升保姆的社会地位，来缓解这个问题。

她在美国考察时印象最深的，是“永不退休”的理念——一些刚刚退休的老人很乐意担任义工，为养老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有时也照顾比他们更年长的老人。“就连这个养老院的高管也不例外，他戏称自己已经退休了三次。带着我们参观的司机也是个老人，但精神非常饱满。”这让王佰玲很受触动。

而她在探访一些中国的百岁老人时，发现照顾他们的孩子也都七十多岁了。这引发了她的思考：这种以老养老、‘小老人养大老人’的模式是否可行？基金会今后不能给这样的子女一些补助，并号召更多年轻的志愿者来参与养老？“人人都要走向衰老，养老并非是从退休那一刻开始，为什么不尝试化被动为主动——在我们还年富力强的时候，学会主动照顾老年人，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自我的养老？”她说。

除此之外，王佰玲还计划推进“居家养老社会化”和“社会养老居家化”，前者是让更多的家庭养老者得到志愿者和社区的医疗等服务支持；后者是让更多住在养老院里的老人以及一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得到“第二子女”即志愿者的精神慰藉。她甚至建议相关部门，规定大学生在就业前必须参与一定的养老公益活动，将每个月的9日作为敬老日，做一件让父母开心的事情等等。

生命需要敬畏

在王佰玲看来，一个精彩的老年应该是追求“三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老人最快乐的是自己依然还有价值。人的一生就像花，有盛开，有凋谢，这就是生命的自然现象。但我们希望老人能够生的有滋有味，去的从容自在，并在对社会有所贡献中体验快乐。”

“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老年的公共事业中来，奉献爱心、财物、智慧等等，各种形式都可以，这里是不拒绝任何奉献的一个平台。”王佰玲对这份事业的热情影响了她周围的人。助手安妮是一个富有激情和行动力的美籍华人女孩。原本在美从事金融业的她，因为王佰玲的一句话回了国，在基金筹备期担任了7个月的志愿者后，便决定留了下来。

“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正好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完全没有赶上。但投身养老公共事业，让我感觉，自己即将融入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进程中。”安妮说。

王佰玲喜欢走访百岁老人，因为“他们拥有规律的生活和淡泊、感恩、平和的心态，让你意识到百岁不是偶然的，生命是需要敬畏的”。

在她看来，历经世事的老人像一本厚书。基金会计划未来开办老年学堂，让老人讲有关生活、健康及快乐的话题。

“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生命教育’。其实我们对生命的理解，远远不够。如果全社会都能关爱和珍重生命，那这个社会一定是文明和进步的。”王佰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