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让众人每晚准时守在电视机前，不到半个月，央视“夜宴”了三轮，其收视的火爆程度甚至远超同时段任何一部电视剧。

这部“令人流口水”的纪录片却使我想起同样“味道好极了”的《我爱我家》。如果从1992年11月5日英达与王朔的彻夜长谈——首度讨论这部情景喜剧的创作意向、敲定这种舶来品汉语名算起，sitcom（情景喜剧英文简称）中国化已近20年。然而，让我等饕餮得肚歪的它，如今却鲜有“渴口”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情景”时有发生，似乎已在“舌尖下”了。

1982年，来自美国的《火星叔叔马丁》被一些地方台引进播出。那时，很多国人并不知有“情景喜剧”这么个东西，乃至对剧中不时发出的笑声感到莫名其妙。直到10年后，另一部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才真正“落了地”，谁也不再追究那些时不时的笑声来自何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美国学戏剧的英达如邂逅终身伴侣那样遇到了sitcom，立刻信誓旦旦：一定把她“娶”进中国。

1994年，我们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与《成长的烦恼》相同，它也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情节的，移植的是国外模式，表现的则是中国式的幽默与开心。

虽是“第一步（部）”，《我爱我家》却是后来中国大多数情景喜剧难以超越的“高峰”。且不提表演的精彩到位（哪怕只露一面的姜文仅有的一个表情、赵忠祥短暂的“一嗓子”），总编剧（片中字幕打的是“文学师”）梁左绝对功不可没。

平日见人总带三分笑的梁左乐活其中。其经典台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抓坏人，那坏人得多大岁数呀！”就是来自其大杂院生活。可这些“基本点”却是日后诸多情景喜剧和电视剧常常丢失的。尤其是，身为剧作者的梁左如同他平时说话那样，字斟句酌，很在意在乎对象的反应，因而在观众中的“笑果”极佳。

尽管每集结尾定下了“我的家庭真可爱”的温暖温馨的总调子，但《我爱我家》对于时弊的抨击却也“软”（幽默）中带硬，非常契合社会心理。英达还想过发挥电视优势，把各种社会现象与鲜活桥段及时甚至“同步”装进情景喜剧里，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真正实现。

尤为可惜的是，梁左英年早逝（走时还不到44岁），毫无疑问，这对于英达乃至情景喜剧都是悲剧。好在英达化悲痛为了力量。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机房编辑有关《铁达尼号》的电视节目时，英达恰巧正在旁边制作情景喜剧，卡梅隆的主题歌把他吸引了过来，还顺嘴哼唱起来。闲谈中，他很自豪已在美国看了两遍，我以为他有了拍电影巨制的念头，后来发现，他对情景喜剧始终不离不弃——My Heart Will Go On（我心依旧），其英氏制作基地里张贴过的一幅画更直白：画中英达挥动巨手，上写标语：“将情景喜剧进行到底！”

可是，自《我爱我家》以来，一些掏钱的老板形成共识，实则误区——拍情景喜剧省钱！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情景喜剧每集投资不会超过5万元人民币，后来高了点，但一般也就10万元左右。有人看报道“《老友记》制作成本一集曾超过800万美元”，其第一反应“不是写错了，就是美国人疯了！”

事实上，美国舍得把钱花在“梁左”身上。曾令《老友记》收视率首次达到美国第一，并摘得了“艾美奖”的导演罗杰在北京证实，这出长寿情景剧共有14位编剧和200个制作人员。“因为有14个人，所以总会有好主意，能够确保讨论出一个有趣的剧本。”

罗杰他们一周拍一集，每集半个小时，“周一到周三基本都是上午开会讨论剧本和拍摄计划，下午演员排练，晚上编剧再根据排练效果修改剧本，到了周四，演员上妆彩排，摄像机试拍。”

罗杰已记不清自己到过中国多少回（至少超过50次），可每当他细细讲完拍摄过程之后，许多中国同行均会报以诡异一笑。在他们眼里，这种拍摄方式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怎么可能不用大明星，怎么可能一周只拍一集，怎么能花得了那么多钱？

还有，当年每周五，《老友记》都会邀请300名观众现场参与正式拍摄。编剧也要在场，如果观众不笑，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笑料不管用，会停下来马上修改。

而低成本制作对于中国情景喜剧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正是现场观众的缺失和“罐装笑声”的盛行，后者后来很普遍：录些假笑充数，后期再插入这些生硬、单薄，毫无生气生趣的所谓“笑声”。

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如《武林外传》的导演尚敬所指出的：情景喜剧的市场日趋萎缩，把创作者逼到一个无奈尴尬的境地！

《武林外传》受到众多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年轻观众的极力追捧，台词“子曾经曰过”、“我化个妆先”使之产生了强烈的亲近亲切感，可目前尚敬却觉得，情景喜剧一路做下来，自己好像有点无路可走了！因为，这种广受观众待见的电视剧种在播出环节是很不被重视的，进不了黄金时段，因此就没有优质广告的支持，也就影响到之后电视剧的资金循环。不过，已改拍电影的他也曾曰过：“如果未来播出环境能够改善、题材能够更广，我还想做情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