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9岁孩子尿湿了裤子，脸上竟然毫无痛苦，这是长期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才会有的反应。”说起这些，李跃儿的内心似乎依然颤抖，在她眼里，这样的孩子是“麻木地，窝囊地忍着，尽量避免去看自我，看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她自问，“一个孩子被造就成这样，中间要受多少苦”，那时，李跃儿边教画画，边坐在教室门口跟家长谈心，解决孩子问题成了她欲罢不能的情结。

两年的了解，李跃儿发现，原来我们的教育是“一群外行人在种庄稼”——想把孩子教育好，却根本不懂孩子。于是，教育下一代，成了一场出自善良意愿的“迫害”。

“因为他们的爹妈也这样教育他们。如果中国人一层一层都用这种糟糕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整个民族灰溜溜的，谁还能自信？”

追问到最后，李跃儿发现，成人和长大后孩子的问题，大多出自童年。一句话，“孩子的问题不是家长的问题就是老师的问题。”

于是，美术班成了“心理班”。在帮助孩子树立自信的同时，李跃儿不断给家长免费培训，一对一开导，“逮住一个人能聊几小时”。

随后，她又一头扎进世界先进的幼教理论中汲取营养，遇到意大利的教育模式——蒙台梭利，李跃儿非常震惊，书中提到皮亚杰，她又去找皮亚杰的书看。

“那时很好奇，想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种能帮助中国孩子的教育？”尝试了所有的西式教育，李跃儿得出结论：蒙台梭利讲究秩序，是数学的、科学的。孩子单独“工作”完，把教具收好，才去拿下一个。而华德福则是艺术的、心灵的，孩子可以把所有教具综合在一起“工作”。华德福跟蒙台梭利正好是人类互相补充的两部分。

“为什么要走两个极端呢，合起来是不是更适应孩子？”李跃儿开始思索，她发现，“把100年前意大利创办的蒙台梭利教育扣在中国孩子头上不一定合适。”原因是，他们的背景、文化状态和未来要承载的生命任务并非一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十年更新一次教育的目标和方向。李跃儿认为，不能把100年前的东西拿来一成不变，“必须设计一种面对中国孩子的教育。”

利用华德福的晨圈、手指歌谣、环境等元素，加上蒙台梭利教具的功能性，让孩子从小体验厨艺、睡眠、手工、木工、养殖、农耕等人类的基本生存元素，李跃儿开始为中国孩子量身打造幼儿课程。

用她的话说，“学会了这些，即使没有电脑，也能很好地活着。”

她举例说，比如，孩子在锯木头的过程中，既培养了感官和意志力，又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发现了自我认知——自己能做到什么。由于这个认知，“他就愿意做更多的事情。”

在李跃儿身边，原本内向羞涩的孩子渐渐挺起了胸脯，开始变得自信、阳光，很多家长不愿再把孩子送进传统幼儿园。于是，一心想成为画家的李跃儿中途变换了角色，成了芭学园的“孩子王”。

1982年，第一次看到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时，李跃儿就被深深吸引。等到她真的要办一所幼儿园时，脑子里很自然就蹦出了“巴学园”三个字。名字已被注册，于是，巴上加了草字头。

“芭”代表一种发出香味的草，在埃及还代表一个可以自由飞翔的灵魂。“哎呀，正好适合我们芭学园。”说到这里，李跃儿亮出招牌笑容。

2011年，美国堪萨斯州一位世界唯一进入国外幼教协会的华人罗老师来芭学园考察，得出结论：芭学园是我们在教学中描述的最理想的幼儿园。

活得更好

看过《小人国》的人一定会记住一个名字——池亦洋，芭学园曾经的孩子王，《小人国》的主角之一。

场景一：池亦洋身材高大，强健有力，连续抢了栋栋的棍子、打哭佳佳，惹起公愤。芭学园里的爸爸家长会上，大家集体要求大李老师开除池亦洋。

场景二：秋季足球赛鸣哨开战，守门员池亦洋连续丢了三个球，急得用手拦球，大李老师判他犯规。池亦洋不服裁判，与大李发生冲突，还破口骂人，被请到反思角。不久，因为他扬言要掐死佳佳，又连续被请进反思角，可他并没有认真“反思”，而是斜倚在沙发上跟摄影师调侃。

场景三：大李老师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快被池亦洋学会，在栋栋和佳佳爆发的“战争”中，池亦洋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摆平了矛盾。再后来，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孩子王，带领众多小朋友玩游戏，组织小朋友们升国旗，池亦洋依然嚣张霸气不服管，但孩子们都很喜欢他，听从他的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