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耳熟能详的词汇，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的用工形态，如今却大量存在于多个行业，并引发“临时工现象”。近年来临时工惹事实在不少。福建南平警车伸出脚擦鞋的驾乘人员是临时工，“中华脊梁”颁奖盛典文件也是临时工伪造的，云南民族大学“卡诱”女生陪酒的当事男子是后勤临时工；放言“收费一万不是大事”的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也是临时工。

分析众多新闻现象，有媒体评论员认为临时工已是“高危岗位”。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临时工，临时工成了“替罪羊”，似乎出事的总是临时工。

那么，临时工真实的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该如何看待“临时工现象”？

临时工的生活

来自山西的郑晓霞在北京一家家政公司工作有5年多了。至今，仍是一名临时工。因为每年农忙时和春节期间她都要回老家呆上一段时间，所以公司不和她签长期的合同。

郑晓霞说，他们村一多半的人都在外地打工，她也是通过老乡介绍到这里来的。

“做小时工很辛苦。”郑晓霞介绍说，每天早晨5点多就要起床，6点钟就要到客户家做早点，收拾房间；9点钟赶到一个公司去打扫卫生；11点到第三家做午饭，打扫卫生；晚上6点钟做好晚饭，6点30分再到第四家做晚饭；8点多才能下班。

“回到宿舍累得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好好地休息，但是宿舍的环境很差，八九个人住在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大都是临时工，哪里有活就去哪，生活作息都不固定。”郑晓霞无奈地说，老公身体不太好只能陪着孩子们在老家种点地，她独自一人出来打工。

郑晓霞有两个儿子都在上学，孩子们挺争气，学习都不错。“我努力赚钱，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攒上大学的钱，再苦也得坚持。”她自豪地说。

北京丰台区六里桥社区的李鑫说，感觉临时工随处可见。“小区里的保洁员和保安，三天两头换；餐厅的服务员和理发店的洗头妹能干满一年的都很少。我经常去的一家美容店，那里的女孩一般都是出来工作几年，然后回家嫁人。”他说。

中同律师事务所欧阳继华律师指出，“临时工”曾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区别于当时的长期固定工而言的一种用工形式，一般是指企事业单位临时聘用的短期工人，也包含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里的非在编人员。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法律意义上已无临时工、正式工之区分，只有合同期限长短之分，用人单位用工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能以临时岗位为由拒签。如果是在临时岗位用工可以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所区别，比如选择与劳动者签订“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非全日制用工合同”。但在实际生活中仍大量存在临时工，其主体为农民工，大量分布在建筑、餐饮、保洁、护理等低端劳动力市场，他们收入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的虽然有劳务合同却形同虚设。

同工不同酬

“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入编。”30岁的周宇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2年多了，虽然干的活和同事们差不多，但福利、待遇却相差很多，每每想起这些，周宇都很无奈。

周宇是被原单位借调到现在这个单位的，工作一年后，周宇和现在单位的领导、同事相处得很融洽，也不想再回原单位，但是编制迟迟解决不了。

像他这样的编外临时工只有基本工资，没有奖金，一个月也就3000多元的收入；而编制内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工资加奖金至少有五六千元。“就连中午的伙食补助，单位也区别对待。编制外的每人每月补150元，编制内的每人每月补助300元，逢年过节的福利也比编制内的少了一半。”周宇叹着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