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啊我想去桂林，可是有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1995年，歌手韩晓的《我想去桂林》风靡一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那个年代，即便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中国人，也还在改革开放的淘金大潮里埋头苦干。当人们心中的天平绝对倾向于工作挣钱而非享受时，旅游基本上就是个奢侈品。

十几年之后，从北京双飞桂林玩5天只需2000元不到；见面打招呼更多问的是“去哪玩”而非“吃了吗”；中国人在海外一掷千金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

根据国际规律，当人均GDP达到3000～5000美元时，会进入休闲和旅游消费的井喷期。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3000美元，当年出境游人次超过了4000万。

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美国、欧洲、日本分别在上世纪60、70、80年代经历了这个过程。80年代末，富到“能买下美国”的日本人，也曾和今天的中国游客一样，在海外疯狂采购各种名牌。

数据显示，2011年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人均GDP均已超过8万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2万美元，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

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即将迎来“休闲时代”，因此国家安排多少“假”才合理，越来越受到关注。——毕竟，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时间和钱一样都不能少。

难以招架的“黄金周”

五一“黄金周”在取消了五年之后，在今年重新成为公众的热点话题。今年全国“两会”上，多名代表热烈呼吁恢复五一的7天长假。

就在多数网友表示支持时，4月2日，湖北省假日旅游办公室发布的一条消息让人清醒不少——武汉大学赏樱游客出现“井喷”，达数十万之多，各种旅游车辆造成校园门口交通严重拥堵。

“黄金周”始于1999年。春节、劳动节和国庆节各有的3天假期，加上调休后的前后2个双休日，形成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这几乎是建国以来政府关于假日的最大调整和干预。

从建国后到1994年，勤劳但不富裕的中国人每周只有周日一天假期。当西方的背包客已经满世界跑时，中国人在这一天假里看电视和做家务。直到1995年，中国才正式开始实行双休日。

“黄金周”被认为意在拉动内需。在经历了1996年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1998年实行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终结之后，国内经济低迷，老百姓的钱包渐鼓却不愿花钱。同样为了刺激消费，这一年出台的政策还包括发行20元纸币、公务员涨工资及高校扩招等。

1999年首个“黄金周”，国内的旅游人次为2800万；第二年五一为4600万，到了2004年五一，出游人次首次突破了1亿。据媒体报道，泰山高峰时每天接待游客多达5万人次；张家界的游客找不到住处，跑到市政府要求解决；多地旅客抱怨服务低质高价；不少专家痛心于各种古迹的破坏⋯⋯

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7年，每年三个“黄金周”旅游人数从1.83亿人次增加到3.57亿人次，相当于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在“黄金周”选择出游。

由于各种负面效应，2005年北京市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78.1%的北京市民不愿在“黄金周”出行，理由是“节日期间人多拥挤，不能达到旅游放松的效果，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每年都有“两会”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议取消“黄金周”。

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正式取消五一“黄金周”的7天长假，增加清明、端午、中秋3个传统法定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