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贡米品种如今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不仅如此，面临生存危机的还有中国古代先民创造的间作套种、稻田养鱼、桑基鱼塘、梯田耕作、旱地农业、农林复合、砂石田、坎儿井、游牧、庭院经济等很多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近年来，代表中国农耕文化的古村落消失速度加快，作家冯骥才把这种现象比喻成“文化悲剧”。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有230万个村庄，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古村庄仅存不足3000，只占0.13%。

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在大规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以及传统种植圈日渐缩小等。

在中国，被列为GIAHS候选地的一些地区，如云南“普洱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浙江绍兴“传统香榧群落”、陕西“佳县传统枣园”等，同样身临保护和开发的两难境地。

随着旅游的发展，当地百姓不愿再下田种地，而宁愿从事来钱更快的旅游服务。

然而，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博士生孙业红坦言：“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对于遗产旅游来讲，遗产地的价值越大，它破坏的可能也就更为严重。”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戴卫东建议，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跟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发农业遗产地具有特殊性、唯一性的产品，形成一种产业。

谁来担当传承重任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副书记高星认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农业文化。”

然而，谁来担负延续一种古老耕作方式的重任？谁又能远离文化变迁、技术进步、生态变化来独守传统？从而更好地服务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这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闵庆文的看法是：不刻意追求大而多，也没有必要对被列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某种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进行推广。

“但至少在那些地理偏僻、生态脆弱、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可以适当保留传统的耕作方式及农耕文化，并通过多功能价值的挖掘，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譬如，他说，在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才华”和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土地退化的山区，就可以让某些传统的耕作方式当家，像红河的稻作梯田、青田的稻田养鱼、从江的稻鱼鸭、万年的贡米生产基地等。这样的生产方式，既适合那里的自然条件，也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在谈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时，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研究员李文华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保护整个的农耕系统。农耕系统保住了，与之相伴的农业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可持续发展等就全都保住了。如果一个农耕系统丢失了，那就会丢失一大片。一个系统的丢失，比一个生物物种的丢失更可怕。”

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郑重讨论的话题。

政协委员言恭达呼吁，由各省农委牵头，建立农业文化遗产联合保护机构，参加单位包括文物、农业、水利、林业、畜牧业、渔业及环境保护等主管部门，以确定保护范围、各自职责、对原生态物种的修复、传统农业生产技艺、设施的保护等任务。同时，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出重点保护目录，尤其是濒临灭亡的重要遗产，由上述部门按各自职责加以保护。

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培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门人才，扶持农业传统技艺传承人。把现场保护与建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相结合，在有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现场建立农业生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