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2002年乐队刚成立时的艰辛，王德志很感慨：“那时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向北京各个在建工地自荐，对方批准后我们就在每个周末，早早地从城市的四面八方骑自行车、挤公交车到工地演出。乐器都是自己买的，也没有像样的设备，就用家庭音响代替，没有话筒架，就把话筒绑在脚手架上。条件虽然艰苦，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凭着一腔热情，居然坚持了整整一年，每个周末都演出，一场都没落下过。”

一段时间后，开始有媒体关注起这支特殊的演出队伍，“民工演出队”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不仅在北京的各个工地上，王德志他们的乐队在报端和学术界也小有名气了。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被称作为‘民工’，更希望被叫做‘新工人’。”王德志说，“我们是城市移民中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可很多时候，这个群体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仅体现在经济、物质上，也体现在文化上。”

王德志解释道：“人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劳动，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在我看来，这可以通过孕育属于自己这个群体的文化来实现。中产有中产的文化，小资有小资的文化，如果把中产的文化强塞进工人阶层来，让工人接受那些商业大片或者晦涩的小众文艺片，那怎么能合适呢？”

“所以，我们要发声，要让这个庞大却过于安静的群体，有属于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去传播属于工人们的文化。”王德志说。2002年5月，北京工友之家正式成立，王德志和孙恒的演出队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打工青年艺术团”。

为理想而奋斗的岁月

理想可以听起来很悦耳，但现实对王德志和孙恒来说，却困难重重。

“2003年是我们生活上最艰难的一段时间。”王德志说。虽然工友之家成立后，得到了来自香港乐施会的援助，但每月也仅能提供对“两个半人”的资助，而团队已扩充到十几个人，全部开销都要依靠艺术团微薄的收入。“那时候，为把更多精力放在工友之家的建设上，我和孙恒辞了工作，生活更是难上加难了。”

不过王德志还是十分怀念那段日子。“因为那也是精神上最快乐的时候，大家几乎每天都吃住在一起，理想很简单，就是为工人们创造属于自己的文艺，凭着这股热情，我们甚至还策划了全国巡演的计划，结果后来赶上了北京遭遇‘非典’，计划就流产了。”王德志笑着说。

工友之家以社会公益团体的形式的成立，也是为了满足为工人们提供更多服务的目的。2002、2003年，建筑工人权益受侵害事件逐渐增多。“那两年和我们接触比较密切的很多工友，都遇到了被老板拖欠工资、受了工伤得不到医治和补偿的情况。”当时王德志他们所在工人聚居区——肖家河社区，时常有工人因受到侵权困扰而求助于工友之家。

“一开始，我们自己研究《劳动法》，后来就带着受侵害的工人们找克扣工资的老板打官司，这看上去是一件很难的事，实际上我们几乎百战百胜。”王德志说，“道理很简单，侵权案件一旦发生，过错大多都在老板一方，工人们被欺负却不敢反抗的原因是他们不懂法，不知道去哪里告，我们做的无非就是让这些老板知道，工人也是懂法的。这些官司一旦立案，那些老板们立刻就妥协了。”

“除了维权，我们也特别关注社区里工友们的生活状态，”王德志说，“很多人下了班没什么事做，想看书却没有，于是我们就发起了募捐活动，办了一个临时的图书馆，平日里不演出的时候，就管理图书馆。”第一家临时图书馆位于肖家河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里，从2002年起到现在，9年多的时间内经历数次搬迁，当王德志带着记者走进如今位于皮村的图书馆时，这间只有不到20平方米的小图书馆已初具规模，开架的期刊中，能找到很多近期甚至当期的杂志、报纸。

“图书馆每天晚上都开放，只要能保证按时还书，任何人都能免费办理借阅证。”王德志对于图书馆的建设，感到满意而欣慰，因为平时积少成多，图书馆的库存日益丰富。

艺术团的演出始终也没有停歇过，经历了最初的无人问津和“非典”的袭击，2005年，他们辛苦的坚持终于换来了回报。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专辑正式出炉，3年的积淀让艺术团收获了第一桶金——75000元的版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