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就是中国吗？”

第一次到达北京，罗兰•巴尔特在他的《中国行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这位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眼里，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年轻的军人，对一切都面无表情。微笑。机场大厅：干净、庄严。皮质沙发。就像50年前的瑞士。”

1974年春天，中国迎来了包括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罗兰•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在内的5人代表团。那是一次有组织的自费旅行，走的是一条预先设定的路线，北京、上海、南京、洛阳⋯⋯他们参观工厂、学校和一些景点，频频观看演出，出入饭店。那时的中国还生活在帆布包、军用水壶，条绒布质的年代。一切都不用操心，中国旅行社提供向导、对话者和物质保障，严格防备旅行者与中国人有任何既定行程之外的接触。罗兰·巴尔特对这种缺少意外、缺少“皱痕”、缺少“偶遇事件”的情况十分不满。

在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旅程中，巴尔特写了3本日记，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天气、食物、茶水、周围环境、工厂条幅和无休止的演讲。甚至详细记录了农民讲述的乡情：多少人口、多少亩地、多少农机具、产量多少，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并加入了非常“巴尔特化”的评价。

这是罗兰•巴尔特唯一有关中国的著作，一个法国人眼中的中国70年代。巴尔特被公认为是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二战后，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他笔下是纪录片镜头一样的素描，有温度，有态度，展示了一个外国学者眼里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

推崇“零度写作”的巴尔特如是评价1974年的中国时尚——“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所有的妇女都穿着裤子。裙子在这里消失了”。

这种反美学原则从服饰蔓延到表情，巴尔特在街上见到行色匆匆的路人，一律“没有微笑：与西方人的故作笑脸相反。不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微笑”。

1972年，“表错情”的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惹恼中国人的纪录片《中国》，百口莫辩地遭到了一场东方式的批判，两年后来华的罗兰·巴尔特写下3本日记，却幸运地免去了“秋后算账”之苦。

除了上述几位，20世纪来华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还有罗素、杜威、萨特、波伏娃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或许只是好奇心使然。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神秘的异质性文明。用罗素的话来说，“中国是一切规则的例外。”他们抵达这个国家，好像猎奇者发现了一处奇特的人造景观。

罗兰•巴尔特

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二次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被公认为是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