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最后徐发明下决心赌一把，“种吧，有什么事我担着。”

种下去了，苗出来了，稻子成片了，草也跟着长出来。草比稻子长得快，长得高。当地的办法是“砍头”。这个活儿一个人根本干不了，刘建良就雇佣当地农民。农民都住得很分散，他夜里3点钟起来开车，一户一户地把农民拉上，路上跑3个小时，趁早上凉快，干一阵子，再把农民一村一村地送回去。第二天，接着干。就这样，算是把草压下去了。

雨下足了，地不平，加上日晒厉害，田里的水保不住。就要堵口子保水。堵口子，就是把泥土装在袋子里，摆在堤埂上挡水。地上的土，有水的地方，烂如泥，捞不成个儿，没水的地方，硬如石，得用镐刨。人扛着四五十公斤的袋子，头顶上太阳暴晒，烈日如火，汗流如雨，脚底下烂泥如胶，拔不出腿、吃不上劲。地表温度摄氏40多度，上晒下蒸，弄得人喘不过气来。刘建良说：“这个活儿可要命了。”徐发明为他算了算，刘建良每天要扛三四吨的袋子。

稻子长得正旺时，叶子黄了。刘建良急得的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担心田里起了稻瘟病。大田的活儿，他是外行。他一手拿着一把稻叶，一手拿着西汉字典，跑到当地农委请教专家。他用那被人称为玛雅味的西班牙语，想起一个词，蹦一个，要不就干脆打开字典，让人家指。专家仔细察看稻叶，告诉他不是病害，是缺水。他还不放心，把电话打到新疆乌鲁木齐，向在农场待过的农艺师崔学庆请教，还把发黄的稻叶拍出照片发给他。老崔在农场扑打过9年，很有经验，仔细询问情况并认真察看照片后，他告诉刘建良叶子发黄是缺水的缘故，补上水就好了。中外专家的结论一致。刘建良放心了，虚惊一场。

水稻灌浆时，该施叶面肥和洒杀虫剂了。那么大面积，要雇佣飞机。可偏偏赶上前不久服务公司出了事，摔了一架飞机。人家说什么也不接活儿。刘建良拿着那本西汉字典，找到公司同人家磨。听懂了，就说“Si”（好），听不懂就再接着缠。也许被他的执著感动了，公司最终答应承接这次喷洒工作。刘建良一个人在简易机场进行药水浓度配比，远在70公里外的稻田那边，雇佣的几个农民在地头摇动小旗指挥飞机作业。就这样，一个下午飞了4次，好歹把田里的庄稼喷洒了一遍。事情办好了，刘建良可费了不少心思和口舌，他自己说是“闹得焦头烂额”。

其实，刘建良遇到的困难和吃的苦，远不止这些。单从路来说，就够他受的。每天下地，单程要开车将近两个小时。那段路不算长，可是路面太糟糕，在雨季每天都不一个样，挑选不出没有坑洼的地段，只能捡出坑比较小的一边走。刘建良说，这一路颠颠簸簸，颠得人屁股几乎着不着座位，想起来心里就发憷。就这样，他每天都是披着月光去、顶着星星回。稻田四周连棵树也没有，只有一个简易的棚子，罩着一张床大小阴凉，中午，刘建良就在那里吃点东西，喘口气。

播种前，要修桥、铺路、准备机器下地。时值5月，烈日炎炎似火烧，刘建良干着干着，突然中暑晕倒了，一块儿干活儿的墨西哥农民马奈，连忙同儿子一起把他抬到汽车里，一个劲往他头上浇水，折腾了半个小时，刘建良才缓过来。后来他说，当时感到喘不过气来，心都好像要跳出来了。

刘建良一出国就是两年多，媳妇留在乌鲁木齐。她工作日夜三班倒，还要伺奉婆婆带女儿。她惦记丈夫，也很纳闷：“人家出国都是美差，建良到了墨西哥还种地不说，怎么这地种得比在中国还辛苦？”她生病了，住了两次医院，70多岁的婆婆带着孩子去医院看护。但是，她没有“逼”丈夫回来，刘建良也没有向组织上要求。他们在电话中互相安慰，共同期待着水稻收获的季节到来。

他一个人经历了这些，确实很孤独。但他背后始终有一个群体：坎佩切、墨西哥城、乌鲁木齐和北京，电话始终通着，朋友们的心更是息息相通。从播种到收割，顾书强和徐发明从千万里之外的北京和墨西哥城，给他出主意，帮他下决心。刘建良说：“我就是多吃点苦而已，决策的是领导，他们为我担风险，压力比我大。”

这一年里，坎佩切基地也没少来人：徐发明来了，顾书强来了，中国大使馆经济和商务参赞陈玉明来了，曾钢大使也来了，这一块并不算大的稻田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而所有的寄托和压力都落在了刘建良一个人的肩膀上。他扛起来了，因为他知道这块地虽小，但这是个国家项目，直接关系着新天公司的荣誉。“既然我向领导作出承诺，就要尽最大的能力。这是一份责任。”刘建良说。

收获的季节终于到来了。10月25日，开始收割。刘建良终于品味了丰收的喜悦。为了这一年的收获，他遍尝了艰辛。同在国外工作，他比别人吃的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他是一个人咀嚼和吞咽这些苦。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啥苦吃不了？”他说。

12月24日，徐发明向曾钢大使汇报今年的收成不错，曾钢非常高兴地说:“真不容易，向新天表示祝贺，向刘建良表示敬意，希望你们明年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

新的任务等待着新天，新的征程等待着不屈的刘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