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还有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

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宋庆龄十分重视杂志的推广与发行。首先，宋庆龄推举耿丽淑返回中国，专门从事推广与发行工作。其次，宋庆龄坚持主张走自己独立发行的路。当时，所有对外的刊物、书籍皆依靠国际书店，而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与高效率，要求自己发行，以区别于官方渠道。第三，宋庆龄坚持亲自为杂志写文章，向知名人士约稿，并以林泰的名字向国外友人邮寄每期杂志，带头做推广发行工作。

自己发行的好处在于：一、与读者直接联系。针对读者来信，我们及时了解到读者的愿望与口味，帮助编辑调整采稿的方向与内容。二、我们对来信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规定回信不能超过两周。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代购物品等，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三、使发行与推广更加深入。我们坚持自己负责发行工作，可以根据杂志的特点策划推广发行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当时，全社上下都重视发行与推广工作，记得我们曾主动到各国际会议的会场去现场设摊，宣传推广我们的杂志。

事实证明，宋庆龄的决定是对的。《中国建设》的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当然，《中国建设》杂志的非官方性质很重要，这是宋庆龄特别强调的。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对我们强调坚持非官方这个问题，告诫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出版的杂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周总理还告诫我们：要内外有别，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区别。要有的放矢，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陈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强调，要求我们报道新中国各方面真实的信息，陈毅曾给杂志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讲话。我们一直把这些指示作为杂志的指导方针。

宋庆龄对杂志的关心

记得早期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还不多的时候，宋庆龄经常到办公室来，跟大家聚一聚，在花园里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亲切，就像慈母一样。

宋庆龄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她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她的意见与想法告诉我们。她始终关心杂志的编辑方针并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前后共为杂志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内容题材广泛。她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文风非常好。

每期杂志我们都送给宋庆龄看，她看后会及时提出意见。

有一次，她提出批评，说杂志拖期太厉害。如果杂志不按期出版，到了美国就成了旧闻。她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新闻不新和拖期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因为杂志的生产过程很长。其中有些环节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如约稿、印刷、发行等。杂志出版后发到美国，路上就要走一个月。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与要求，我们积极整改，想了很多办法。

宋庆龄对杂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印刷质量问题，责成我们要设法改进。

她有时把我们找去当面提意见，但大多数时间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很多时候，宋庆龄是通过金仲华来关心指导杂志社工作的。宋庆龄与金仲华很熟，也很信任他。金仲华也很关心杂志，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抽空到杂志社来，及时转达宋庆龄的意见。有时宋庆龄会直接给我写信，如1960年11月5日来信评述过去11期杂志的优点，及提出今后改进的意见。

“文革”中，宋庆龄对杂志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十分痛心，在她给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此事。那时，杂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偏离了既定方针。我也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被打倒并下放到农村长达8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

转眼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已经60周年了。我庆幸能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曾参与了《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办与发展，亲聆她的教诲。“文革”后，我虽调离了杂志社，但作为一个“老中建”，我欣慰地看到杂志经过“拨乱反正”，终于又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宋庆龄生前的愿望。

现在，我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又义务参加了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为向世人弘扬宋庆龄精神发挥我的余热。宋庆龄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

本文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副秘书长沈海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