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台湾的旺旺集团在大陆投放了第一支广告，“徐福记”糖果落户东莞，“捷安特”自行车在昆山办厂，而魏氏兄弟在天津创立的顶益食品公司，推出了第一包“康师傅”方便面。

该年，大陆新增台企达6430家，协议金额达55亿美元；翌年，大陆台企突破1万家，累积协议金额189.4亿美元，超过此前各年的总额。这一突飞猛进，被称为台企赴大陆投资的“第二次浪潮”。

促成这股浪潮的，除了成功举行的“汪辜会谈”，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新目标。

“南方谈话”是大陆坚定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推动了大陆对台经贸政策朝着更加开放务实的方向调整。更重要的是，让已经前来试水或正在犹豫来不来的台商吃了一颗“定心丸”：是时候放心地去（在）大陆淘金了。

“打带跑”

“有关中共政权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造势后，方向已经相当明确，而且十余年经改已改善大陆多数民众生活，因而此一政策已有内生、自发性力量，几乎不可能回头。过去有若干论者认为，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过世后可能发生大动乱，危及大陆经改与外人投资，但就近期情况观察，如果大陆经济发展有持续进展，则政治的稳定性将大为提高，两者间存有良性的互动关系，情况并不如原先悲观。”

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发表的多番评述之一。“南方谈话”的发表和中共十四大的召开，引起台湾各界的全面关注和响应，使台湾各阶层对大陆的信心大为增长。

早在1988年7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促成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第一波浪潮。一些台商先来试水，采用台湾接单、大陆生产、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把大陆沿海地区作为加工出口基地。

他们当中流行一个词“打带跑”，意指在大陆投资的同时，也要做好随时抽身离开的准备。对台商而言，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固然诱人，但开放政策是否会有变化，大陆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却难以预测。

根据1991年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数据，当年台商对大陆投资件数不过237件，投资金额只有174.16万美元；而根据大陆公布的资料，同时期台商大陆投资协议项目虽然达3446个，但实际投资金额不过844万美元，实际资金到位率只有30.33%。

“因为两岸的对峙，根深蒂固的观念，大家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冒这个险。你（大陆政府）讲了一句话，我们认为是甜言蜜语。所以台商绝对不可能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的家当，投注到一个非常不放心的地方去。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一个关键，我们就认为开放的路是绝对的，所以大家才一窝蜂地全部进来。”最早来大陆的台商之一叶宏灯说。

1992年3月，台湾《天下》杂志对1000位大制造业负责人的调查结果显示：57.7%将大陆列为进一步投资第一优先；25.1%准备5年内赴大陆投资；58.2%视情况选择到大陆投资。

3个月后，台湾工业总会对已赴大陆投资的1250家台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台商对大陆政府的满意程度高于对台湾‘政府’的满意程度”；49%的台商计划增资，“工总”秘书长对此称“谁能使台商更能赚钱就较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