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句话是黄炎培的座右铭，亦是他87载人生岁月最真实的写照。

黄炎培，字任之，我国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杰出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爱国”二字贯穿着他的事业、政治活动、诗歌，乃至他的整个人生。

1878年，黄炎培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浦东）的一个私塾教师之家。24岁时他考中举人，因“诋毁”清廷遭缉捕而逃亡日本，3年后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参与策划江苏起义，后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兴办的教育事业为全国各省之冠。

辛亥革命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成为了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拉拢的手段大多为封官许愿。但黄炎培偏偏看不上，先后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袁世凯曾就此借题发挥，送给黄炎培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不做官不意味着不做事。自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后，黄炎培从此投身教育事业达32年，在社会上享有清高、廉洁的美名。他提出“劳工神圣”和“敬业乐群”的口号，以“双手万能”为校徽，倡导手脑并用的精神，培养的人才深受实业界欢迎，在全国教育界声名鹊起。

在兴办教育的同时，黄炎培积极支持学生投身爱国运动，被江浙一些买办财团骂为赞同“赤化”。1927年，蒋介石对黄炎培冠以 “学阀”之名，并对他进行通缉。黄炎培索性闭门3年，以卖文为生，蒋介石见此情势便软硬兼施，派黄的同学邵力子前来封官许愿，黄炎培拒不任职，只是将从日本购得的鼓吹侵华的书当面送给蒋介石。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黄炎培前往外交部质问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何采取不抵抗政策，谈话间，多名示威学生涌入外交部，将王正廷一顿痛打。黄炎培当即表示 “该打！该打！”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成立国民参政会，黄炎培作为两党之外的贤达之士，成为国民参政员。面对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黄炎培倍感振奋。他第一次读到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初步了解了毛泽东，并且开始了与徐特立、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博古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

1939年底，黄炎培与梁漱溟、章伯钧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他又与张澜、罗隆基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会主席。1945年，黄炎培又和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了民主建国会，开创了中国政党建设的新局面，他也因此成为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6位国民参政员受邀前往延安参观。在那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后来，黄炎培为此谈话专门写下《延安归来》一文，为中国共产党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至今国共破裂已达无可挽回之境地，但民盟同人愿为民主和平团结而奋斗，此志绝不少懈。”当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国大”，黄炎培代表民盟发表《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的态度》，表明了抵制伪国大的坚定立场。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发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黄炎培秘密召集民建常委会，一致决议响应“五一口号”，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接触，明确表示站在人民革命一边。次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帮助下，黄炎培潜离上海，经香港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

随后，周恩来两次邀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盛情邀请，一生不愿做官的黄炎培这次没有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成为4名开国副总理之一。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上，黄炎培慷慨激昂地发言：“在东半个地球大陆上边建造起一所新的大厦来，这座大厦已题名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座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用自己求索不息的一生，实践了他所信奉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