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辛亥革命是一次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大事件，但这一推倒皇帝、剪掉男人长辫的变革，显然给当了2000多年“臣民”的百姓和他们身处的社会形态带去了深刻的影响与变化。

中国这100年的社会变迁在世界史上实在是无与伦比，足以令每一个阅读者眼花缭乱。不了解这段变迁，就无法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国人。

学做新国民

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主、自由其实离中国人的实际生活还相当遥远，但种种新的观念和新的事物不断在人们耳边回响、眼前出现的同时，也带动着社会的移风易俗。

有学者喜欢从衣饰的变化判断时代之变迁、民族之盛衰和国运之枯荣，而从这一角度看，“时代感”和不少历史信息确实是“显而易见”。这之前，清政府为了确立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着装制度，曾先后8次制定或修订与服饰有关的律法，对百官朝服及百姓服装做了不厌其烦的详细规定。孔夫子第73代直系传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甚至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

如今，仍有人津津乐道于创建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还亲自设计过服装——被世人称为“中山装”。为了摒弃清政府不合时代潮流的男性“主流服装”长袍、马褂，号召国人“作新国之民”的孙中山希望能有一种“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的新式男装。他参照西服的结构和中装紧领宽腰的特点，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又将3个暗口袋改为4个带盖儿的明袋，并各钉纽扣一枚，既美观又安全。不久，“中山装”便在当时文职官员和学生中流行开来。

后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爱穿中山装，因而被西方人误称为“毛式服装”（Mao Suit），但在中国从未有这种说法。

当然，不只服装，一批先驱者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1915年9月，陈独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创办了《新青年》，其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是近代文明的特征，首先在中国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于是，《新青年》的创刊也就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新文化运动还让几乎被王权和男尊女卑思想完全剥夺了人格尊严的妇女开始作为“人”而受到尊重。此前，足不出户、俯首贴耳的弱女子即便对压迫进行反抗也是本能的、自发的，而今，她们走出深闺与家门，踏入社会与“男人的世界”，就学、就业、参政，争取自己的权利。一些女青年还被感召而鼓起勇气，以实际行动反抗不合理的旧婚姻制度，甚至不惜以死来争取婚姻自由。

包括不少女学生在内，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以他们的言行，主动自觉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充当起爱国运动的先锋，不仅继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也赋予“共和国国民以主人身份干预时政”的现代意义。

不过，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短暂喜悦之后，鲁迅等中国文化革命主将发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民众依旧麻木，其中不少人仍满足于“坐稳了奴隶”。毫无疑问，告别臣民不仅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觉醒与权利意识的确立，真正摆脱臣民“身份”，需要启蒙思想家的耳提面命，更须政治家的大胆推行。因此，不少研究者非常肯定孙中山的历史贡献——不仅仅在于推翻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国家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公民观念。

1934年至1949年，想进一步推进“公民观念”的蒋介石推出“新生活运动”。可这场被他称做“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却是轰轰烈烈开启，急风暴雨推进，最终悄无声息地落幕。按理说，这一运动试图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达到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其出发点不能说不正确，用意不可谓不好，但正如后来专家所分析的那样——只专注于所谓“新生活”，却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同时，伴随着他的“新生活运动”的，也是日本入侵、蒋介石不断挑起内战的战争时期，其命运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