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辛亥武昌首义立下赫赫战功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党德信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地区最有影响的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主要成员均潜伏在清王朝驻武汉的新军队伍里，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首义前夕实现联合，打响了向清朝政府及其军队开火的第一枪，前赴后继，浴血奋战，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为推翻清朝封建帝制，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共进会组织的由来、革命活动及与同盟会的历史渊源 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分子在长沙成立华兴会，策划联络会党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11月16日）于长沙起义。同年7月3日，武汉各界革命分子吕大森、胡瑛、宋教仁、欧阳瑞骅、刘静庵、张难先、曹亚伯等发起成立武汉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不久，黄兴来汉商量起义计划，要科学补习所在武汉策应，后因事泄，华兴会和科学补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的成员遭到清政府的通缉。黄兴、宋教仁、胡瑛等被迫出走日本，刘静庵等避住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的阅览室——日知会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发起成立同盟会时，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胡瑛、田桐、余诚等均加入同盟会，宋教仁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1906年1月，刘静庵与孙武（科学补习所骨干，去日本不久回国）将圣公会阅览室正式改建为革命组织，仍称日知会，以作掩护，大力发展军学界同志入会。同年夏，同盟会东京总部派余诚赴汉建立湖北分会。在余诚的努力下，刘静庵等日知会骨干和大多数会员，均加入同盟会。

1907年1月，日知会的活动被清政府侦破，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其他成员或赴东京，或隐蔽下来，待机再起。日知会虽然被破坏，但它却在湖北撒下了同盟会的革命火种，嗣后共进会、文学社的成员多来自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历史渊源关系。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之后，孙中山、黄兴于两广地区组织发动几次起义均失利，特别是1907年春夏潮州、惠州起义又遭到失败后，从长江流域来东京的革命分子（其中有不少是与会党有联系或参加过会党的）对孙中山、黄兴“只注重同盟会南方分部，对于长江流域革命事业未遑经营”，“颇不能耐”，于是提出组建共进会的问题。吴玉章同志曾亲自参与了共进会的发起工作，他说：“我于是又和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如焦达峰等人研究：最近一个时期，同盟会只顾去搞武装起义，差不多把会党工作忘记了，现在何不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所有的会党统统联合起来。……经过我们这些同盟会员的积极活动，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在日本的首领，终于在1907年的下半年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共进会。” 参加共进会成立大会的，有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安徽等省代表七十多人，这些人“十九皆同盟会员”。从共进会的“宣言”和宗皆中也可以看出它是同盟会领导之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宣言说：

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的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其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此系文言，另外还发了内容相似的白话宣言。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来共进会是特别着重反满宣传的，这与同盟会有共同特点。而1911年11月17日《中西日报》上刊载的“革党入会志愿书”（实际是共进会鄂部总会的入会志愿书，表内时间是1911年8月），则集中阐明了共进会的纲领、组织原则和领导者：

中华民国湖北省□□府□□县□□□，今蒙□□□□□介绍，得悉军政府以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为目的，愿入鄂部总会效力，听从派遣。所有一切规则，永远遵守，不敢违背。倘有违犯，听从罚办。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长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

介绍人□□□ 入会人□□□

通讯处 由□□转黄帝纪元四千六百O九年八月□日具

共进会成立不久，孙武与焦达峰、彭汉遗等，先后回鄂，以“共进会”名义联络湘鄂两省会党，策划共谋起事，由于粮饷军械的缺乏，组织的散漫，动作未能取得一致。加之泄漏机密，致使湘、鄂两省共谋起事的计划，不能达到目的。共进会领导者鉴于屡次联络会党起事均未得结果，便把工作重点转向新军。他们利用清政府招收有文化的青年以扩大新军之机，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经过共进会骨干分子艰苦卓绝的工作，使湖北革命力量迅速扩大，军界学界青年都踊跃入会，武汉军学界之革命空气，由此一天一天的高涨并紧张起来。

1908年9月，东京共进会总部（时刘公任会长）分派主要会员回国，建立和发展组织。焦达峰回国，与已在武汉的孙武共商在两湖建立共进会。翌年3月，汉口始设共进会机关。不久，刘公也回到武汉，共进会总部亦从东京随之移来。这时黄兴已按孙中山指示在香港建立同盟会统筹部，谋在广州发动新军起义。刘公回襄阳医病，时同盟会骨干居正已奉统筹部命，主持鄂事；居正亦共进会会员。自居正回鄂，声势益大。 1909年秋，孙武在武汉的革命活动被武昌巡警道冯启钧侦知，因而被迫去广州，正值共进会员熊越山要在广东起义，孙武助之，因失机谋败，乃退居香港，在港入同盟会。自此以后，同盟会香港机关部与武汉革命党人通信不绝。

1911年2月，谭人凤赴香港同盟会统筹部，向黄兴建议注重两湖地区的工作，以作广州起义（指1911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响应。黄兴问谭办法，谭说：“居正、孙武等，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湖南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响应之效必大。”黄兴当即采纳了谭的意见，并派他携八百元赴汉，资助两湖党人。正是同盟会香港统筹部的接济，才使共进会在汉口长清里设立了总机关，在武昌胭脂山、黄土坡等处设立了分机关，进一步沟通了各方面的革命势力，促进了湖北革命的发展。对于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湖北共进会是积极谋作响应的，只是因为起义很快失败，而没有来得及行动。

文学社的革命活动及其与同盟会的关系

文学社是1911年元旦正式成立的，它的前身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为共进会之前身，前已述及。 1908年春，日知会员任重远由蜀回汉，被李长龄介绍到清朝驻武汉新军4l标3营前队当兵，发起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

1908年11月，由于军队同盟会会员与在狱中的李亚东来往频繁，引起官方注意，军队同盟会乃改组为群治学社，举钟畸为庶务，负责日常工作。群治学社在简章中宣称是“集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实则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反帝救亡的宗旨。

1910年3月，湖南爆发抢米风潮，群治学社李六如(时任庶务)、黄申芗、杜邦俊等共商准备乘机发难。正在布置起义的时候，湖南饥民暴动已被镇压，群治学社的活动也被叛徒告密，湖广总督曾派宪兵逮捕黄申芗等，群治学社的活动只得暂时停顿。7月，李六如、祝制六、杨王鹏等开会商议重整旗鼓，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于中秋节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为社长，其简章称：“本社专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起见，故名为振武学社。”
    经过几次挫折之后，振武学社的组织较前更加严密，但在全体社员的努力下，数月之间，社员之数量突增。但是不久，由于担任黎元洪管辖下的清朝新军41标1营某队司书的杨王鹏，被队官施化龙侦知其革命活动，因此黎元洪将杨撤职，振武学社的活动又被迫停顿下来。1910年底，詹大悲、刘尧溦、王宪章、蒋翊武、蔡大辅、章裕昆等人商议，将振武学社改名文学社，继续活动。

1911年元旦，他们借新军团拜名义，在黄鹤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举蒋翊武为社长，对外称研究文学，对内则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文学社的简章及组织原则与振武学社大致相同，该社还在汉口设立《大江报》馆，作为革命的宣传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革命力量迅速扩大。

从文学社的组织演变过程及其活动经过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对象和成员都在军队(有的在陆军学堂、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它的骨干或是原科学补习所成员，或是同盟会员；它的宗旨，“专重以国民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它虽然没有像同盟会那样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纲领，但是它的社员们认为：“革新政治，则有待于同盟会内外同志主持。自审为军人，材力止得如此。”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文学社对同盟会的依赖关系。关于文学社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还可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文学社的主要领导骨干刘尧溦曾赴日加入同盟会；蒋翊武曾在湖南响应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事泄后召会党举事，又失败，到沪欲赴日参加同盟会，因病未成行。当他到汉入伍并成为文学社负责人后，经常与在监狱的同盟会骨干胡瑛保持密切联系，胡瑛则经常参与和指导文学社的工作。

1911年夏，同盟会香港统筹部黄兴派谭人凤来鄂视察，与文学社总部建立了联系，这是文学社取得同盟会统筹部领导的开端。当宋教仁、谭人凤等于7月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领导，9月，在谭人凤的促进下，文学社、共进会两大组织实现了大联合。 文学社一直把孙中山当作最高的革命旗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夜，被逮捕的三烈士之一、文学社社员杨宏胜临刑仍高呼：“孙中山及未死同志万岁!”

1912年5月，袁世凯窃国后，在有些人脱离同盟会而另立新党的情况下，由蒋翊武提议，文学社全体社员集体加入了同盟会。共进会员杨玉如在《辛亥革命先著记》中,对文学社作了如下介绍：“文学社诸人，完全在内地身列戎行，侪伍士卒，奋其热忱，毫无假藉，节饷糈之余作经费，藉学术之名为掩护，茹苦含辛，几经蹉跌，而气不少馁；卒之在武昌革命中收效最宏，而牺牲亦最惨。”这样评价文学社是公正的。文学社的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中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确实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同盟会中部总会使共进会与文学社实现了联合，成为武昌起义的可靠组织保证 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建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进一步加强了同盟会对两湖地区革命的领导。湖北共进会的领导者居正等经常赴沪取得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指导。也正是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下，共进会和文学社于1911年9月14日实现了革命联合。此时，刘公、孙武领导的共进会与蒋翊武、王宪章、刘复基领导的文学社几乎将湖北新军（约15000人）中三分之二发展成为革命分子或同情革命的分子，这就使湖北新军中革命势力大大超过了反革命势力，为武昌首义的一举告成奠定了雄厚的组织基础。

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后正式建立同盟，组成战时指挥机关，定名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刘复基，杨载雄为军事筹备员。没有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共同努力和联合协力，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同年9月，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湖北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共进会和文学社（时已联合）曾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请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

1911年10月2日，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吕志伊受居正委派到香港向黄兴汇报湖北形势及起义计划，并请黄兴赴鄂指挥。黄兴赋诗曰：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这不仅是对谭人凤、宋教仁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首肯，而且也是对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革命党人的赞赏。

作者简介：党德信 男，1947年3月生，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人。1970年8月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后，先后在天津市蓟县、河北省安次县基层（县、公社机关）工作；1978年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81年10月获硕士学位分配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资料征集研究处处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文史出版社副社长，全国政协专门委员会综合二局副局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专门委员会二局副局长），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门委员会七局局长）、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专门委员会三局局长）。2008年6月退休。曾在大陆、香港及美国等地报刊发表政治、经济、环境和文史方面论文数十篇；已出版个人文集《笔耕辑要》；其他著作有《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再版时改名为《国民党抗战骁将》）、《大陆生活纪实》、《中国民主党派与抗日战争》（均为合著）；曾参与或主持编辑原国民党将领回忆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围剿红军革命根据地和围追堵截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反共反人民内战及军事人物等方面的专题书籍20余册；主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亲历记》、《文史资料精华丛书》（10卷）、《可持续发展建言集》（5册）等书；总主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6卷）。曾被中国人民大学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消费者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