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来云冈石窟，让我想起之前去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因为他们都是封闭空间里巨大的佛像。若是室外的大佛，比如说彰化八卦山大佛，观看者的视角或距离可以随时调整，远近由人。但在封闭空间里，你与大佛的距离非常近，通常只有二三米，且只能抬头望佛，此时，佛像坐姿的宽大身影，完全将你笼罩，让那二三米的距离，显得紧迫而危险。你不知不觉想要后退，实际上却退无可退。那空间的焦虑，便引发观看者寻找化解的出路。

离开云冈石窟，已经是下午1点了。归途看到石壁刻着“真容壮阔”4个大字，感觉如此复杂的视觉经验，竟被它简单一语道破。

这4个字是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沿水路考察至此，对眼前石窟群佛的描述。之后1500年，来访的文人墨客不绝，但大家千言万语，好像也只是在为这4个字反复作批注而已。

胡汉杂居之地

从云冈回大同，须先搭拉客的面包车，每人两元，至山下煤矿公司旁下车。煤矿公司因工人每天进出，又需吃饭休息，所以在大门口形成市集以及交通转运站。我们在这里叫出租车进市区。

好友一如往常，上车即要求司机跳表收费，司机口头答应，但私下嘀咕皱眉，喃喃说这里哪有跳表的。后来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很远，觉得划算，又开心地跟我们聊起天来。

到了大同，已过下午两点，司机建议我们去吃“东方削面”。他说之前开货车，往来北京与大同，吃面无数，没吃过比这家更好的。他还强调，这家店虽是连锁经营，但内行人都知道本店最好吃，而本店就在他家附近。因他的热心，配合我们的好奇，车资从30元跳到47元，载我们抵达面馆。

这家削面的生意很好，地方宽敞明亮，服务迅速，卫生条件也佳。我点了猪肉削面，便有人从厨房端来热面，另一人淋上猪肉卤汁，又一人问我是否需要小菜，我便点了豆皮（附带一说，大同的豆皮真是好吃），最后一人则向我收钱。如此一条龙流程，价格又实惠，一碗面才5元，又可自取白面汤，难怪生意好。

不过，这削面的滋味毕竟是被司机夸大了。

在我的饮食记忆中，最好吃的刀削面有两家。一家是台北中山堂对面的山西刀削面，不过很久前就不在了；另一家是十年前北京潘家园古物市场门口棚架下的刀削面。这两家面店的滋味，对我来说，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味觉。

我仍记得这样的情景：煮刀削面的师傅，一手拿面团，一手拿铁片，把面条削入热锅中。有时师傅心情好，会来场即兴表演，边削边后退，离锅渐远，最后隔着三四米，仍能一刀刀把面片削入锅中，引得路人个个注目。

下午4点，我们去市中心逛街，那里有座华严寺，建寺已800年，据说朱熹来过，可惜正在整修，不开放。在市区的大东路与大西路相交处，有一广场，竖立赵威灵王的雕像。这雕像立得颇为“政治正确”。原来大同在战国时代属于赵国领地，因与胡人相邻，知道胡人打仗厉害，赵威灵王率先捐弃成见，不用汉人衣制，全力推动“胡服骑射”，并采胡人作战技巧，促进胡汉融合。

过去的历史课本，大多强调北魏孝文帝的“胡人汉化运动”，不知战国时期早就有“汉人胡化运动”。这个扭转，大概有呼应“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改革意思。而赵威灵王的胡化政策也的确成功，之后兵强马壮，成就赵国一时期的霸业。

其实大同自古即是胡汉杂居的地方，也是双方贸易交通的重要孔道，所以历朝历代都视为边关重镇，尤其明朝，更以大同为北方边防的“重中之重”。当时有一说法，说文官的大朝廷在北京，而武官的小朝廷则在大同。

这种边防文化，对此地风俗应有不小影响。我随便举个例子，大同旧城的空间规划，仍保留唐朝长安的“里坊”形制，也就是城里划分许多小区，每一区有自己的围墙与出入口，晚间实施宵禁，便于管制。

“里坊”形制在宋朝以后，因为妨碍商业发展，已慢慢消失了，但大同仍保留旧制，显然有管理上的需要。当然，某些风月行业沿袭旧制，聚成“里坊”，那是例外。犹如日本京都的祇园，或东京浅草的吉原，日文称为“游廓”，这“廓”字，即来自“里坊”的外墙。

另外，在台湾很有名气的布袋戏人物──云州大儒侠史艳文，这“云州”所指，也是大同。史艳文一身武艺，忠胆侠义，又与北方鞑旦国的波娜娜公主（苦海女神龙）谱出一段塞外恋曲，完全符合大同的地理与文化环境。以致我在这里每感黄沙飞扬、口干舌燥时，耳边就响起苦海女神龙的主题歌：“无情的太阳，可恨的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