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间公司也遭遇危机：只有出项，没有进项，濒临倒闭——员工走光了，仅剩的两名最得力的工程师，也已经在外头找好了下家。鲍海明十分着急，他找来两位如今的副总：“你们再给我两个月时间，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们就散伙。”

最终，公司起死回生的转机，竟来自原先不为他所重视的农村。不久，他们意外地得到了宁波某农村四座生态厕所工程中的一个项目。“我到现在都记得，8万元，这是公司成立10个月后的第一个单子。”回想起这个项目，鲍海明仍然有点激动。

鲍海明不敢小看这来之不易的样板项目，他带领公司技术人员一起钻研日本的先进技术，前后花了半年时间，一点一点地尝试解决了生态公厕的稳定性问题。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分，这个工程非常庞大。公司负责的具体事务极为琐碎，甚至包括亲自去说服部分村民同意翻地，以便将污水导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户改造，农民家门口的臭水沟都消失了，部分起初拒绝该工程的农民，后来也主动找来了。

“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率是浙江省生态建设的硬性指标，到2015年，宁波这个指标要从20%提高到70%，而宁波有2800个行政村，即便一年只改造10%，也有280个村，工程量很大。世界银行去年开始在宁波做4个农村污水分散式治理工程示范，从而为华东地区做一个标杆。鲍海明说，仅去年一年，中央财政就拿出300亿元用于农村污染治理，再加上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农村市场极大。”

国家对我们是有期待的

“环保是一个需要投入的产业，政府没钱的时候提环保，只能是吆喝。从世界环保的历史发展来看，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政府拿出钱来做的环保。全世界基本还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感觉宁波现在的吃喝住行，并不比加拿大差，但在环保领域，差距不小，既有技术上的，更有理念和决策上的。”鲍海明说。

他赶上的机遇，是中国经过20年的发展，无论政府还是百姓，环保意识都大大提高。在国内环保产业各领域发展迅速的背景下，如今农村业务只占公司业务的30%，反倒是企业工业废水处理成了大头，仅内蒙古某家企业的单子，一年就高达5000多万。

2008年，鲍海明被评为“鄞州区优秀人才”，2009年被评为“宁波市优秀留学回国人才”，2010年6月，经过面试，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以前我觉得做个地方性的小公司，自己衣食无忧，也能给员工发点钱就够了，但‘千人计划’让我感觉到，国家对我们是有期望的，期待我们这些留学归国人员能把一些战略性产业给做起来。如果不把公司做大，似乎有点对不起这个荣誉。”

于是，鲍海明不再拒绝风投递过来的橄榄枝。2008年，他曾拒绝了知名投资人2000万元的投资意向，“当时我说我不能要，要了我该睡不着觉了。一年要给你挣400万，到哪挣去？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公司开始引进第一轮风投1000万，因为要想做大，必须这么做。”

当生存不是问题，鲍海明很有冲动重拾创业的初衷——在垃圾焚烧领域做点事。“尽管之前没有条件做，但这6年来我一直在跟踪这个领域，这既是我的老本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鲍海明介绍说，当前中国大部分垃圾处理仍靠填埋，但其实焚烧更为安全。国内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德国60年代的炉排炉技术。该技术非常稳定，但更适合垃圾焚烧规模每天高达800或1000吨的大城市。

“我们的目标客户，是有垃圾焚烧需要的中小型城市，大概一天50-400吨的规模，为他们提供一个成本低的解决方案。”他打算联合清华大学等研究机构，并在今年引进3000到4000万的风投，在宁波建设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设备总装基地，来进军这一领域。

鲍海明说：“企业要有技术专利，但工程不是做研发，而是一个成熟技术的反复运用，能够解决问题就好。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提高设计、施工和运营的资质，做一个综合性强的环保工程技术公司。”。

“如果做得好的话，或许可以争取在2015年上市。”鲍海明说。

当问到有无心得与有意回国创业者分享时，鲍海明显得很谨慎，心情似乎变得复杂起来，“创业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杉杉集团的老总郑永刚先生说，所谓做企业，不是给你一堆钱去做，而是让你无中生有。”鲍海明说，“活下来的过程其实很痛苦。老老实实地做事，存活下来，才有可能去勾勒一个梦想。每天都朝着这个目标走，去实现它，是做企业最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