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把毛泽东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等带回重庆，后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傅斯年曾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灵魂”，那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完好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所的傅斯年图书馆中，供后人研读瞻仰。不难想见，两者间那种超乎寻常的精神碰撞是愉悦异常的。

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不久，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之后，许多五四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等都相继赴台。但是在那种“黑云压城城欲催”的窒息氛围中，不仅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著作被视为洪水猛兽，连那些刚入台的五四人物也都不得不噤若寒蝉，只字不提当年振聋发聩的五四精神。从此以后直到解禁时分，在漫长的40年时间里，“五四”只被讳莫如深地简化为一个等同文学与浪漫的名词。

不屈不挠的台大之魂

20世纪60年代，台湾有“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顺口溜传于民间，因为一旦一只脚踏进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大门槛，另一只脚就基本上迈进了美国名校的大门。然而在台大成立伊始，却仅余其前身台北帝国大学残存的教室和设备，没有一丝生机，只有一派青黄不接的落败萧条景象。

1949年傅斯年临危受命，毅然出任台大校长。虽然之前做过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及北大代理校长，但此次接手危机四伏的台大时，傅斯年还是有些一筹莫展。当然，久经沙场、不轻易言败的傅斯年并未临阵逃脱，他发誓一定要把孤岛上的台大办成另一个北大。

相传傅斯年当年常去阳明山登门找蒋介石索要台大的办学经费，而每去一次，他都不会空手而归。据说，他也是其时为数不多的敢放肆地在蒋某人面前跷二郎腿、抽烟斗说话的人。

身为一校之长的傅斯年一贫如洗，嗜烟如命的他连上好的烟丝也买不起，他经常将劣质烟的烟丝拆放到自己的烟斗里，聊以过过烟瘾。一次，在台大外文系教书的出身名门的妻子囊中羞涩，不得不借钱买米度日。傅斯年曾心有愧疚地对夫人说：“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多年来没过几天舒服日子，我死后，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啊！”

傅斯年的台大，看似寻常最奇崛。在傅斯年履新之后，台大经历了脱胎换骨般的改造。他广结并“网罗”台湾各界的知名学者和贤达之士，使得台大师资的羽翼不再孱弱，而是越来越雄厚丰满；他还进行优胜劣汰，严格考试录取等规章制度，杜绝为任何显赫的权贵提供可乘之机。

再接再厉的五四之声

天妒奇才。1950年12月20日，身形肥胖、自称“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的傅斯年在答复教育行政的相关质询时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这一貌似强大勇往直前的伟大动量，在顷刻间嘎然而止。

从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再到如今久负盛名的台湾大学，期间的历任校长多如过江之鲫，但在台大不算短的历史上，仅有两年之任的傅斯年却留下了最为难以磨灭的浓重笔墨。

相对于众多大陆名校大门的华贵、高调、显赫，台大的校门显得太过平易、朴实、古旧。大门旁，仅在由年代久远的褐色砖头垒砌成的半圆形建筑上方，题有“国立台湾大学”六个字，简约凝重，不事张扬。

在台大行政楼前与椰林大道的交汇处，立有一口闻名遐迩的“傅钟”，这是台大特为纪念校长傅斯年而铸造的。浅灰色的基座上，有四柱红色的钢管将伟岸的“傅钟”高高擎起，似在撑起一颗不灭的高尚的灵魂。硬朗的大钟上面还镌刻有傅斯年倡导的台大校训——“敦品、力学、爱国、爱人”。每逢学校上下课时，“傅钟”都会铿锵地敲响二十一声，这数字缘起于傅斯年说过的那句话——“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夜色降临时，我缓步走出了台大校园。这时，灯光照射下的斯年堂发出晶莹剔透的柔和微光。虽然人类的身形最终都会化为腐朽，但我深信，傅斯年生前所悉心倡导的那种卓尔不群的学术风格和开放不羁的自由空气却能在这里时刻警醒着世人，进而得到传承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