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在北大中文系就读时，前任老校长傅斯年的大名就已如雷贯耳，且伴随之的，总有一种对老校长挥之不去的高山仰止、难望其项背的局促感。事实上，傅斯年头顶上的光环的确太耀眼太炫目了——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同时还是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没曾想，许多年以后，我竟会在他最后的“栖居”地——台北台湾大学边的傅斯年墓地（傅园）里，近距离地和他“接触”。

那是一个冬日的午后，我迫不及待地搭乘捷运来到心仪已久的台湾大学。时值台湾的冬季，天空却飘落下淅淅沥沥的小雨。台湾的冬雨很有些意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也就成了应时的一景。及至台大正门右侧，豁然可见一座有十余根圆柱支撑的被称作“斯年堂”的神殿式建筑，这里即安放着汉白玉筑制的傅斯年墓冢。

这个在神明庇护下的占地7000平方米的傅斯年墓园，远没有一丝一毫的萧索肃杀之气。相反，它显得格外恬静、亲和与祥瑞。窃以为，它更像是一个可供人驻足歇息流连的微缩植物园，这里有参天的榕树及遒劲的柏树，还有几何形状的流水潺潺的水池……而在一旁不远处的无字方尖碑则提示着，这里又迥然有别于那些普通的园林。

在雨中，我静静地瞻仰凭吊了傅斯年的墓碑，然后，在葱绿大树冠盖如云的浓荫及不知名鸟儿的啾啾吟唱下，于南国花草散发出的馥郁馨香中，陷入了无尽的遐想与冥思。

呼风唤雨的不羁之才

1917年，北京大学一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大本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激进言论让时为北大学生的傅斯年顿悟猛醒。在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狂飙突进之际，傅斯年奋起担任游行的总指挥，他扛着大旗振臂高呼，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五四运动之后，傅斯年陷入了深沉的反思，他体味到“社会是个人造成的，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1919年底，傅斯年远走他乡，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深造。虽然傅斯年出国前是学文的，但此时他突然又对自然科学萌发了不可遏止的兴趣。这看上去似乎是件奇怪的事，但在傅斯年的老同学罗家伦眼里，这恰恰是最符合逻辑和常理的，傅斯年是想从自然科学里得到有效的方法和训练。

4年之后，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继续深造，他选修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新兴的比较语言学。也是在那里，他有幸结识了陈寅恪、徐志摩等人，并经常聚在一起进行“脑力震荡”，纵横捭阖，高谈阔论。而当多数在德国的中国学生忘乎所以地游玩嬉戏时，只有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岿然不动、独自修身，他们被喻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虽然如此用功，但傅斯年及陈寅恪两人最终都未获得任何学位。

1926年冬，没有文凭、两手空空的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邀回国，翌年任该校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之后他悉心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出任所长；而后他又应蔡元培之聘在中央研究院开创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过举足轻重作用的学术机构，正契合了傅斯年“将东方学正统由柏林、巴黎移回北平”的理想。

才华横溢的傅斯年在1929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其后有关他的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其中包括担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

素来坚持纯粹独立的学者身份、“参政而不从政”的傅斯年，曾几次婉拒国民党政府伸过来的通向高官仕途的橄榄枝。他执拗地想凭一介公正之身，永远享有恣意批评政府的无上自由。

可圈可点的精神之旅

1918年夏天，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偏远的湖南乡间走进高不可攀的北大校园，与名望显赫的胡适及咄咄逼人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不期而遇，那时的毛泽东还是个衣食拮据、一文不名的“北漂”青年。

时隔许多年后的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一道来到延安，毛泽东邀他在黄土砌成的窑洞里彻夜长谈。毛泽东对傅斯年于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的贡献赞赏有加。而傅斯年却谦逊地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那一夜，两人从纷乱的时局到复杂的历史，几乎无所不谈，相见甚欢。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泽东的亲笔手书，毛泽东欣然应允。毛泽东信笔写下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同时，毛泽东还附亲笔书曰：“孟真（傅斯年，作者注）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