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天，高醇芳和母亲及弟弟来北京探望宋庆龄，不巧那阵她刚好在上海治病疗养，次年春天，在上海宋庆龄的公寓，他们如愿以偿见到了“宋伯母”。

“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挂在大堂正中墙上我亲手制作送给宋伯母的挂历。”高醇芳当时十分感动。

回家后，母亲告诉高醇芳：“孙夫人是非常讲义气的人，朋友的忙她一定会帮的。”

果然，不久，通过“里应外合”，高醇芳和母亲终于拿到了护照。她们马上给宋庆龄去信致谢，宋庆龄特地送了他们一本1973年11月的《中国建设》（《今日中国》前身）杂志，封底是一个精致的双面苏绣波斯白猫。

宋庆龄在内页用英文写道：“真为你高兴，亲爱的玛瑞菊！我们的苏绣是多么奇妙，带上这只波斯猫来给你们的旅途增添快乐。”

宋伯母的支票

1977年，多才多艺的高醇芳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中国画展，宋庆龄回信说：“我多么想能在那儿亲自看看你的艺术作品！”还夸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到巴黎以后，宋伯母一直用英文给我写亲笔信，寄送贺卡和《中国建设》杂志，连信封都是她自己亲自写的。她喜欢用深蓝色粗钢笔写信，字体非常漂亮。”高醇芳说。

那时，宋庆龄喜欢美国露本斯坦黑色染发剂，但是如何送给她可成了问题。因为那会儿，化妆品不能邮寄到中国。

正好有一对年轻夫妇要到北京使馆工作，高醇芳便托他们把染发剂带到北京。高醇芳的姐姐被“文革”吓怕了，不敢接触外国人，尤其是外交人员。为了不给她添麻烦，高醇芳请朋友跟认识宋庆龄的日本友人中村夫人联系，她是有名的“国际友人”，请她“中介”比较安全。宋庆龄很高兴，而且完全信任高家人，想请高醇芳姐姐帮她染发。

“我姐姐心想，国母的头发可不敢碰，太宝贵，责任也太大，而且她也不知道怎么用染发剂，因此就照实告诉宋伯母她不会，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员帮忙。”

染发剂用完了，宋庆龄非常客气地写信给高醇芳，希望再得到一些。就这样，高醇芳一直给宋庆龄提供染发剂。一次，母亲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些香港知名女士拜见了宋庆龄，看到她如此高龄还是一头乌发，非常羡慕。母亲高兴地对高醇芳说：“她们还不知道这是我女儿的功劳呢！”

1979年9月，高醇芳收到宋庆龄寄来的一封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张25美分的支票，用回形针别在信纸上。信中说：我非常想送给你一本美丽的古代画册……前几天，一位老朋友寄给我一张支票，买书用的，我现在转给你使用，因为想到你送给我各种物品，我还在享用你慷慨惠赠的法国芥末……

捧着这张支票，高醇芳愣了。

“我当然一辈子都不会去银行兑现这张支票。”她说，“这是无价之宝，我一直都珍藏着。”

对小辈关爱有加

为了能让高醇芳欣赏临摹中国画，宋庆龄到处留意，给她寄了许多图片。如1979年《人民中国》杂志出的中国名画挂历，1979年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等，信封上也会挑选一些有关中国画的纪念邮票，如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和蔬菜等。

让高醇芳难以忘怀的是那次5000名妇女参加的三八节茶话会，宋庆龄特意邀请了在北京的高醇芳参加，一见面，她便关切地问：“有人送你回家吗？”高回答没有。她说：“好，我送你回去。”随后又把胸前戴的绢花摘了下来，说：“今天过节，人家送给我这朵玫瑰花，你像花一样，我送给你作纪念。”

1980年12月，高醇芳收到了宋庆龄的贺年卡，用绿色粗钢笔写着“祝愿你们1981年一切最美好！”

过了两周，又收到了第2张贺卡。高醇芳心想：“宋伯母是否忘了。大概是因为她喜欢我，生怕我没收到她的贺卡，就再寄了一张。”

那年12月，高醇芳的母亲也收到了两张贺卡。

“我们当时都没明白为什么她给我们寄来两张贺卡。”

过了几年，有记者来高醇芳家，她把珍藏的两张贺卡拿出来，念给对方听，登时恍然大悟。 宋庆龄在第2张贺卡上写着：1981年以后年年一切最美好！

“宋庆龄是1981年5月29日去世的。她在给我们寄出第一张贺年卡后，感觉自己生命可能已经接近尽头，恐怕再也不能寄贺年卡了，就提前向我们贺年，让我们1981年以后每年都有她的祝愿。”

念到此处，高醇芳呜咽起来：“她的爱心似海，为朋友小辈想得那么周到，太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