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举行的“宋庆龄及其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近200名研究者出席。一批来自海内外的宋庆龄研究新发现和新成果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
首次公诸学界的两封家书
辞世30年后,围绕伟大女性宋庆龄的话题仍然浓烈。为了筹办一次高层次的纪念活动,中国福利会等有关人员绞尽脑汁,四家主办单位最后达成共识,对于宋庆龄的最好纪念,莫过于举办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因为你们的工作,先曾祖母继续活在人们的心中。”讲台上,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孙国升郑重致谢。此次上海之行,作为孙中山的曾孙,他向多国专家介绍了新发现的两封曾祖母宋庆龄的英文家书。
宋庆龄和母亲
两封家书均为上世纪40年代宋庆龄致孙治强(孙中山之孙)的信。一封写于1941年4月19日,当时孙治强从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宋庆龄自香港发出了祝贺信。信中特别提到宋庆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的看法。
第二封家书写于1942年7月5日。宋庆龄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这一年7月4日,她在重庆参加陈纳德将军为“飞虎队”所举办的一次野餐,信中还对孙治强等远在海外的孙氏后人表达了思念之情。孙国升透露,两封家书是在整理资料时找到的,这是首次向国际学术界公开。
“尽管我对曾祖母的了解并不深,但两封家书的发现有助于自己从家人的角度认识曾祖母,翻译这两封家书也将对学术界的研究有所帮助。”孙国升说。
“在海外,我们是非常低调的。”孙中山的孙媳林伦可告诉记者。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的后代,他们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活跃。第二代中,只有长子孙科在父亲的光环下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晚年曾在台湾出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长”。孙科的两个儿子孙治平曾出任国民党中评委及台湾电视公司董事长,孙治强则仅担任“中央信托局”秘书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到了第四代,孙治平之子孙国雄2005年曾受邀出任陈水扁的“国策顾问”。大多数孙中山后人都在国外过着平民生活。
林伦可说,当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前,孙中山的所作所为都是“秘行”。“家人统统都往海外躲,因为是灭九族的事情。”提起自己的长辈以及宋庆龄,她说,“革命是没有什么家庭生活的,彼此经常见不到。”
学者眼中的宋庆龄
在广东社科院研究员张磊眼里,上海是孙中山研究重地。
“研究孙中山当然离不开宋庆龄,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到当代史,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腐败专制的满清政府,父亲宋耀如立刻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远在美国的女儿,并给她寄去了第一批制作的共和国五色旗。
宋庆龄陵园的雕像 张洪 摄
当时正留学美国的宋庆龄收到父亲寄来的信和旗帜后激动不已,她把辛亥革命的成功看成“最伟大的事件”。一向文静的她第一次表现出少有的兴奋。她跑到校园里,扯下清朝的黄龙旗,替换上了新国旗。
宋庆龄曾表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对孙中山的忠诚。爱泼斯坦生前曾经对日本宋庆龄研究会社团法人久保田博子说:“我认为真正理解了孙文(孙中山)遗志的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宋庆龄从孙文那里继承了什么,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阶段,她是如何适应、具体化并发展它的,久保田博子对此充满了好奇。虽然语言是一个不小的障碍,但她还是尽力陈述了对这位伟大女性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70年代,久保田博子偶然读到《宋庆龄选集》和韩美丽的《宋氏姐妹》,当即立下决心要通过了解这位女性的一生来解读中国。她坚信:“宋和孙结婚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两人有着共同的信念和基础。”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今天,从宏观角度来回顾这100年,至少从一个外国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可以断定辛亥革命几经曲折,改变了中国。”久保田博子说。
孙中山是宋庆龄的“英雄”,她是他“忠实的崇拜者”,在同孙中山的10年婚姻中,宋庆龄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从丈夫那里“学到很多学问”。
研究员朱玖琳认为:“宋庆龄之所以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不仅仅是因为他经受了‘美国伟大的民主传统的熏染’,还与她的家庭及其宗教信仰对她的影响密切相关。”
来自日本的教授石川照子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曾经作为日语版宋庆龄选集翻译者的仁木富美子在与宋庆龄交谈中问道:“宋女士是基督教徒吗?”宋庆龄回答:“在现在的中国已不这样说了。但是圣经的思想以博爱的形式留在了我的心里。”
“在近代中国,可以说,没有人像宋庆龄那样处在那么激烈而公开的矛盾中。处在诸多矛盾环境中的宋庆龄,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坚守着理想,宋庆龄的伟大即在于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杨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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