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足国情、重视同外部世界联系、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90年的发展史，清楚地记载着党的对外交往的风雨历程。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善于利用并积极发展党的对外关系是保证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

政党外交是“政治家外交”。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而政党或政党领袖人物之间的活动和相互关系又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主体是中共中央，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发挥了核心作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党的对外工作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实践者。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提出的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会见的第一位外宾就是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来华访问的党宾，在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他提出了党的对外工作跨世纪发展的指导方针，即在建设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个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对外工作，他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既是“党的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率党的代表团出访，会见了大量到访的外国政党代表团。

中共对外交往的风雨历程

90年的建党史，前后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为中共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执掌政权、巩固执政地位、履行执政使命和长期执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理解与支持。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28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武汉、重庆、南京、西柏坡，就充分运用党的对外联络和交往，先后会见了大量共产国际代表、苏共代表、国际友人和各国进步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卓越地开展对外工作，使偏僻的延安成为全世界万众瞩目之地。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坦因、爱泼斯坦等西方记者先后访问延安，他们写下的著作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战略传遍世界。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组织召开了有18个国家130多名代表参加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选举产生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延安成为东方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白求恩、柯棣华、尤恩、汉斯·希伯、罗生特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国初期，党的对外工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迅速获得国际承认、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新中国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第2天，苏联率先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紧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先后同新中国建交。新中国成立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就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访问。至1950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东欧和亚洲的10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举行的党的“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中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中，就有56个派代表团出席。毛泽东在大会上说：“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至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交往和联系。1959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时，有6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庆祝活动。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先后发生了中共与苏共历经十年的大论战和中国“文革”十年动乱，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历经挫折。中国共产党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陷于封闭和孤立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对外工作也进入了新的调整、开拓、发展与变革的历史新时期。这体现在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从根本上调整了党的外交战略，开创了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了政党外交内涵，党的对外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开拓了政党外交新境界，党的对外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