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生活着许多的民族，有不同的宗教，各地的发达程度不一样，各地形势也各不相同。鉴于这些特点，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施了符合各种不同条件的措施，同时保证了统一、团结以及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措施是中国特有的，但是它们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这里应该提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和1954年的中国宪法的区别。在1954年中国的宪法中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但是它们没有从国家分离出去的权利；而在1936年的苏联宪法中赋予这一项权利。由叶利钦倡导的俄罗斯联邦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中国特殊的、需要从理论上和实际中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结束属于中国领土的香港和澳门的外国统治。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是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完成的，解决这个问题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同时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这两个地区被纳入到不断发展的中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之中。香港和澳门回归是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特殊问题的解决途径，但是，它对国家间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两个很有借鉴意义的案例。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共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形成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地位论断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这一认识考虑到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现实，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比较薄弱。在这个阶段中，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阶层和群体在有经验的共产党明智而目标明确地引导下可以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不是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而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形式。

各种“社会主义批判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由一个政党扮演领导角色，那么它无法避免错误和歧途的困扰。通过长期执政，这样的党会发生蜕变。苏共和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它政党的发展似乎支持这种观点。但是，首先需要确定的是：由戈尔巴乔夫通过所谓的“改造和透明度”表面上改正这些弱点却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这也适用于欧洲过去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把非共产主义的政党当作纠正机制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共产党作为领导力量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内部的状态。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这个任务，而且在现实中也没有榜样。我认识许多中共党员，他们始终都在为人民服务，不谋求私利。我今天还记得曾经与人民公社一位党支部书记的谈话。他告诉我养鸭的人一个月挣几百元钱。我问他挣多少钱，他回答说，他挣的钱要少得多。我继续问他，如何看这个问题，他说，他为养鸭的朋友感到高兴。这段30年前的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就是在今天这种态度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共产党的发展最终还是一个教育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实现这些标准是不容易的，但是，它是必要而且可能的。许多事情、乃至全部的事情都与它有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出的关于组织原则的规定、关于干部任期制的规定、关于组织结构的规定、关于公众监督的规定以及关于问责制的规定都应看作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对具有同样要求的其它政党起着榜样的作用。

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理论成就的特点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不仅仅只有一种模式，各国应该走符合自己条件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仅总结本国的有价值的经验，也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就之一是能面对错误，为未来的发展总结经验教训。因此，没有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之中。否定自己的历史是自我毁灭，不仅会阻拦历史的发展，也会导致社会的退步。这是前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失败的带有原则性的教训。而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中共有示范性的优势。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政治中、在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由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理论成就和创造性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世界在过去20年的发展告诉我们，靠战争无法保证人类的未来，也无法解决国际冲突，解决地区和各国内部的复杂问题。

在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应高度评价这个富有经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功绩。同时，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也应该以此为契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罗尔夫·贝尔托特，1938年出生，曾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原民主德国社会科学、法学科学院学习，1962年至1990年在原民主德国外交部任职， 其中1982年至1990年任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