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前苏联、东欧国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多数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明显放慢了，有的甚至发生停滞，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根据前苏联官方统计，在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95%以上；在211种食品中，经常缺货断档的占188种。为了一天的生计，老百姓不得不排起长队。可以说，苏共的威信，人民对苏共的信任，就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等待中逐渐地消耗殆尽。而等到不得不改革时，又缺乏必要的试点，未能有效地保持社会稳定，采取“休克疗法”等剧变方式，最终导致苏共把握不了局势。

就东欧各国来说，实行了40多年社会主义，不能说经济没有发展，但与同等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匈牙利一位官员说，匈牙利与奥地利战后初期经济水平大体相同，但到1988年，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460美元，奥地利则为15470美元，是匈牙利的6.6倍。另外，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入学年龄组的百分比（1987年），匈牙利为15%，奥地利为29%。

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提出疑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的领导究竟行不行?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行不行?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

循序渐进，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

国际观察家普遍注意到，中国的改革路径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路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刚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开始，但在未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就全面推进政治领域的改革。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没有注意到把改革、发展与稳定结合起来，往往都是操之过急，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

比如，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重点进行经济改革，但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遇挫折之后，戈氏马上认定是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官员在阻挠改革，于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便匆匆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成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如“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等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对他刮目相看。然而到最后，公众高昂的改革热情与党和政府的无所作为尖锐对立，人民群众对党、对改革的认同感急剧下降。

1990年秋天，前苏联的商店里商品匮乏，排队现象严重，市场供应发生危机，与购买力严重脱节；全国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罢工、游行示威、辩论选举等活动，由挫折感引发的急躁冒进情绪在全社会持续酝酿、发酵。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前苏联领导人决定实施沙塔林“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的时间完全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激进计划，不仅脱离了实际情况，加剧了经济混乱，还使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产生了不满和怨恨情绪，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从经济领域搞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逐步推进，再一步一步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词语，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几乎篇篇都有涉及和论述。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邓小平看来，稳定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其中，政局稳定是核心、是关键，政策稳定是条件、是保障，“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政策都不能变”。现行政策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人民生活一下降，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心和社会的不稳定乃至国家政局的动荡。

在中国不断强调需要稳定的环境时，1989年春夏之交，受国内外政治气候影响，中国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使改革与发展遇到了很大波折。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再次重申稳定：“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共产党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立场和态度，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倒的“秘密”之一。

创新图强，保障长治久安

对于前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共产党一直引以为戒并寻求其原因。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鲜明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他说：“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有鉴于苏共高层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真正稳定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出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的探索成果也为有识之士所关注。美国著名“中国通”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地思考如何有效地改进她与群众的联系，包括增进党内民主问题，例如，事实上允许一些党代会选举本级党的领导，而不只是让党代会批准上级决定的提名任命名单。”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看到，苏共党内腐败和特权现象的存在和蔓延，也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内因，因而从中领悟到，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威胁，来自内部的腐败，腐败可以亡党、亡国。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高度来观察反腐问题。1989年6月，邓小平在与中央新的领导班子谈话时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此后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腐败带来的威胁。

有鉴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过分拘泥教条、失去作为马列主义政党应有的理论创新精神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一点，德国的东亚问题研究者卡罗琳博士说中国共产党给她最深的印象是，这个党并不是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描述的那样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抽象符号，而是在不断进步的。中国共产党有惊人的学习能力，可以博采众长，包括资本主义的一些优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沈大伟认为“适应形势和保持灵活是（共产党的）生存之道”；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所秘书长伊德拜斯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名称上保持原样，但能够很快并充分适应现代挑战的政党”。

李庆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参与编写谢春涛主编的畅销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还出版了4部个人专著：《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中流击水——1978年以来中国重大事件与决策》、《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纪事本末》（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