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落，升起了俄罗斯的三色旗，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由共产党执政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政治舞台上彻底消亡。两年前的同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遭处决。在此前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垮台。在世界政治版图上，前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受国内、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也出现了北京政治风波，但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是，中国不但顶住了否定社会主义的风浪，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步伐愈加自信而从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倒的秘密，至今仍然令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困惑，成为探讨的焦点。

破除僵化，探索“中国特色”

斯大林在世时曾武断地表示，对苏联经验的任何轻视，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允许的。冷战开始后，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前苏联更不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任何离心的倾向，要搞社会主义必须照着前苏联的模式干。理论上的守旧和来自前苏联的压力使得东欧各国始终未能突破发展模式的框框，以致积重难返，沉疴难除，最终分崩离析。

与东欧各国相比，中国较早地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的脚步一直未停。虽然遭遇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挫折，但探索的主动权仍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在东欧许多国家，党内一直存在着“国内派”和“莫斯科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存在着走前苏联道路还是走民族道路的争论和斗争。“国内派”领导人由于持所谓“民族主义”立场而被清洗、迫害甚至处死。“莫斯科派”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命于苏联，这些人教条主义严重，把前苏联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缺乏独立自主进行探索的精神，几乎没有改革的主动权。

而中国共产党在遭遇挫折之后，却始终没有放弃探索。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很快，“中国特色”的提法就受到前苏联的“关注”。1984年6月21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世界革命进程的主导因素》的文章，文章说：“出现了企图从修正主义立场解释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以及社会生产同私人生产的相互关系的现象。有些学者鼓吹削弱国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首先是削弱集中计划的作用，提倡市场竞争和扩大私人经济成分的比例。这种‘探索’没有考虑主要的一点，即扩大私人成分孕育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首先是动摇社会主义经营的基础。”

显然，当时的苏共仍然陷在其僵化的发展模式和观点中不能自拔。因此，当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宣布为实现人民新的“复兴”进行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统一意志，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支持。

锐意进取，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由于照搬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

穷则思变。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命运由此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在农村，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在城市，则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承包责任制、改变用工制度、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基础上，逐渐开始股份制试验，尝试产权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也推向前台。

中国的开放源自于创办经济特区。几年时间，昔日的小渔村深圳变成了高楼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1984年，邓小平视察特区后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随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到沿边、沿江地带和内陆地区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人人都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在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大典上，游行人群中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一句最简单的问候发自肺腑，映射出当时人们对于改革的拥护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