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日益增多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而亲子教育的缺位也给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长期、远距离的亲子分离使许多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出现“父母缺席”的现象，导致61.5%的留守儿童不愿意把自己的烦恼告诉父母。

“儿童时期是人身体发育、性格养成、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不稳定，缺乏父母亲的关爱，部分留守儿童成长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值得关爱的情况。”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苏凤杰说。

无法弥补的感情缺失

苏凤杰说，由于父母长期和子女分离，部分留守儿童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一是生活问题。由于没有父母很好的生活照顾，部分留守儿童营养不足，身体健康受到一定影响。我们的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一日三餐能够得到保障的占78.6%，而非留守儿童达到83.4%；留守儿童体格生长发育指标水平也明显低于非留守儿童。”她说。

二是心理问题。留守儿童和外出务工父母之间存在着“心灵沟通陌生化”的倾向。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中有41.3%的父亲和38.6%的母亲外出务工时间长达3年以上。进城务工妇女中，有60%将孩子留在农村由家人带养，有87.3%每年见到孩子1次～2次，1年～2年才能见到孩子一次的占12.7%。“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的分离造成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日常亲情互动缺失或不足，部分留守儿童产生了一定的心理焦虑。”苏凤杰指出。

有一次，苏凤杰去江苏调研。在一所寄宿制学校的活动室里，她看到了一棵圣诞树，上面挂满了学生们用彩色纸条写的心愿。“大部分的纸条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愿——希望妈妈早点回家。”她说，“其中有一个孩子写道：‘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妈妈骑上马，快快回来吧！’”苏凤杰看完后非常感慨。

“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是亲子分离造成的情感缺失问题。家长的亲情对留守儿童非常重要，应特别强调家长作为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苏凤杰说，尽管不少父母对于因自己外出务工而造成的亲子关系的情感障碍有程度不同的认识，但绝大多数父母优先关注的领域仅仅限于子女的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两个方面。由于亲情缺失，儿童缺少情感和心理关怀，缺少倾诉和寻求帮助的对象，与外界不愿意接触或接触太少，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个性特征，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

三是教育问题。苏凤杰说，由于父母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的身边监护人对于留守儿童的第一要求是学习（调查百分比高达91.9%）。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只能起到生活照料的作用，而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提供不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家长和监护人与学校的联系较少，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衔接不充分。“但我们的调查同时也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在父母外出务工前后差异不显著，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学业成绩上亦无显著差异。”她强调。

四是安全问题。相关调查显示，部分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经常受到同学、邻居的欺负。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强奸留守女童的恶性案件。

留守儿童并非中国特有

“劳动力流动而引起的留守儿童现象并非中国特有。”长期研究留守儿童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新蓉介绍说，此现象普遍见于发展中国家，且在南亚、东南亚、南美等拥有大量国际、国内流动人口的地区尤为突出。比如，在斯里兰卡，大部分女性流动劳工都已婚育，其中90％将子女留在家中，同样，在孟加拉国、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等地，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这些国家的情况虽然和中国相类似，但也有很大的区别。”郑新蓉说，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大。农民工子女获得的教育与农民工的身份、职业、收入、生计模式、家庭核心成员流动、聚散以及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在农民工及子女的流动生涯中，常常享受不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

她说，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由在城市生存困难、劳动力逐渐丧失的返回家乡的新一代“中老年”来承担，同时开始新的一轮“隔代抚养”。周而复始，农民的家庭始终是承受着人户分离、亲子分离、委托抚养的困难。

郑新蓉指出，国际经验证明，现代意义的贫困不仅在于收入水平低下，更重要的是人的能力不足。对于外出打工的父母而言，离开孩子是无奈的选择，是为了孩子的学习和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物质和财富的积累并不能代替情感的满足，亲情对于儿童情感的培养、性格的塑造、社会性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应增强人们的儿童权利意识，从最有利于儿童发展的角度出发，使全社会都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也是儿童享有的权利。

别把留守儿童标签化

“在江西调研时，我遇到一位16岁的男孩，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了。男孩见到我们说：‘阿姨，我想和你们聊聊，我父母打工离家这么多年我还能忍受，但我不能忍受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留守儿童，我厌恶这个称呼。’”苏凤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认为，有些地方对留守儿童问题存在模糊认识，对留守儿童面临的核心问题把握不准确，甚至一些地方将留守儿童作为贫困儿童、问题儿童或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割裂开来，区别对待。她举例说，有的地方给留守儿童单独编班，给予特殊待遇，有的给留守儿童发放生活补助，有的将留守儿童作为问题儿童进行单独法制教育。“这些做法尽管出于好的动机，但将留守儿童标签化，将留守儿童群体特殊化，有悖于保护儿童权利的基本准则。”苏凤杰说，同时，这些做法也给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

苏凤杰指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经济困难和学业问题，而是父母外出打工后，由于家庭功能的缺失而造成的儿童情感、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因此她认为，不能通过一般的社会救助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学校、村委会、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留守儿童心理和情感的疏导及行为的指导。

“留守儿童问题不单单是儿童领域的问题，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层面，需要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儿童整体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综合分析和统筹规划。”她建议。

营造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谈到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苏凤杰认为，应该积极发展地方经济，促使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回归，使大批的留守儿童逐渐成为非留守儿童。此外，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使更多的农民工子女能够随父母进入城市学校就读。“要正视留守儿童将长期存在这一基本现实，有针对性地改进学校教育，不断加强学校、社会与家庭的配合，才能切实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她呼吁说。

苏凤杰提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都是由于人口流动而造成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具有互换性。她举例说，由于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有可能使原来随父母一起流动的在学儿童逐步回流农村，由流动儿童变为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已经有所显现。与此相反，由于城镇就业压力的持续增加，也可能使一部分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因找不到合适工作而逐步回流，他们的孩子可能由留守儿童变为非留守儿童。因此，两者必须同时解决，不能顾此失彼。目前，苏凤杰所在国务院妇儿工委已经在一些城市开展了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的登记工作，为流动儿童提供教育和卫生保健及社会保障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他们也在加强针对流动儿童的社区服务，促进流动儿童的社区融入。

而郑新蓉认为，建立关于儿童流动和留守的动态监测网络是当务之急。“此外，还应该把幼儿教育纳入下一步国家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中。”郑新蓉指出，幼儿教育可能是最薄弱的阶段。“我接触过很多农民工，他们都觉得孩子在这个阶段是‘养’的问题，而‘养’只要有人、米汤、奶粉就可以，不牵扯到教育、社会情感、基础情感等东西。”这种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留守儿童，尤其是幼儿阶段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养育问题作为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纳入现有体系，可以说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郑新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