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周幼马：宋庆龄好友马海德之子、全国政协委员。自1971年起担任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在宋庆龄病重期间，他是住在宋庆龄寓所内的唯一的一名摄影师。1981年6月4日，他随同护送宋庆龄骨灰到上海，并参加了宋庆龄的安葬典礼。在宋庆龄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他充满感情地回忆了宋庆龄最后的时刻。

最后出现在公众场合

1971年，“文革”尚未结束，我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毕业三年多。与当时许多大学毕业生一样，我没有被分配工作，而是在劳动锻炼。宋庆龄得知了我的情况，在审阅了我的摄影作品之后，我就成为了她的私人摄影师。不久，她又推荐我到《中国建设》（现名为《今日中国》）杂志担任摄影记者。

1981年3月，我与《中国建设》杂志社的两位同志去广东采访，临走前，“首长”（当时人们都那样称呼她）让秘书转告我说：你去广东的时候替我看看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去看看中山大学，再去趟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吧。她说很想知道那里的情况。于是，我在那里拍了许多照片。

回到北京已经是4月底，我父亲告诉我：“她身体不好，我们正在想办法，希望让她能好起来。”当时，宋庆龄已经查出患了包括白血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因经常发烧身体虚弱很少下床。北京医院的顾大夫是宋庆龄的保健医生，因我父亲是医生又与宋庆龄关系很好，所以顾大夫经常会和父亲讨论宋庆龄的病情。

我一直没能见到宋庆龄，直到5月8日，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而举办授赠典礼。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接到通知，她让我去拍照。

那天，宋庆龄坐着轮椅进入会场，虽然虚弱，但始终面露微笑，从她的眼神中我能感觉到她是用精神和毅力勉强支撑着。仪式还未开始，她的额头上就已经沁出汗，一直陪在她身边的朱德夫人康克清连忙给她扇扇子。仪式开始后，宋庆龄坚持不用她事先准备好的讲话录音，而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作了近二十分钟的即席发言。其实，授予学位这件事完全可以让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领或由加使馆送到宋庆龄驻地，但重病的宋庆龄对此事特别重视，我想她是希望为她热爱的国家再多做些事，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但这一活动几乎耗尽了她最后的精力，仪式结束后，精疲力竭的宋庆龄几乎是躺在担架上被送回家中。自那以后，她几乎没有再坐起来过。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作为她的私人摄影师，我记录了那些瞬间。

弥留的日子

最使我难过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突发高烧，陷入昏迷，而且病情不断恶化。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住进宋庆龄寓所，不论白天黑夜，用相机记录下那里发生的一切。

宋庆龄病危后，中央委派廖承志全权负责协调相关事项，包括宋庆龄的医疗抢救、后事准备等各方面的协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力协助。一时间，宋庆龄寓所的大客厅和会议室住满了新闻界、公安部门、安全部门等相关的人，他们各归各的口，又直接向他们的上级通报。这么多人吃住在这里，影响了正常的医疗救治。于是，廖公发话，他指着我说，就留他一个，剩下的全走，就这样，只剩我一个人留了下来。

宋庆龄寓所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这座既古老又现代化的建筑，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楼上宋庆龄的住房变成了一座临时医院。中国当时最高层领导们都来看望过垂危中的宋庆龄，他们个个神情凝重，而医学专家们也个个神情紧张。我既难过，又为不漏掉任何一个历史镜头而忙碌。每天我要不断拍摄前来看望、问候的人们，以及医护人员为宋庆龄治疗、会诊的镜头，也拍了来自全国、全世界的许许多多的慰问信、电报，拍下从祖国各地寄来的药材、药方……

宋庆龄的国外亲属、老朋友也不断来看望。有些人是每天必到的，廖承志、我父亲马海德、宋庆龄最喜欢的医生吴蔚然院长……后来看望的人太多，于是决定派一个战士在楼梯口站岗来阻挡，没有许可不能上楼，而且上楼的人必须穿上白大褂。我记得，有一次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来看宋庆龄，战士不让。正好我要上楼，王光美一把拉住我说：“幼马，让我上去吧！我想最后看一眼。”我告诉战士，她是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战士还是不让上，最后请示宋庆龄的警卫秘书，才让上去。

举国送别

宋庆龄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她总是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关于她的病情，我曾问过我父亲，也问过吴蔚然院长。吴院长说，因为宋庆龄患的是血液病，造血机能已经损坏，病情只能坏不会再好了，而且不会维持太长的时间。

就在宋庆龄病重期间，各项后事已经着手准备。宋庆龄寓所的客厅改成遗体告别室。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布置了一个很大的告别大厅，大会堂那边经常与宋庆龄寓所有电话联系，通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