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素书”情缘

1967年，年逾七旬的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从香港来到台北。他格外喜欢外双溪这里的格局和周遭环境——可远眺风光旖旎、翠林环绕的阳明山，而和明净的外双溪相伴，也能让人表里俱澄澈。择地而居后，钱穆夫妇便亲手绘制起自己心仪的楼房建筑图样，阳明山管理局应蒋经国要求代为办理施工。翌年，钱穆迁居至此。为感念当年母亲在“素书堂”对他的恩情，他遂将居室起名为素书楼，并决定在此地隐居终老。从此，他在素书楼一住就是绵绵23载。

素书楼的一楼客厅，长条几案上仍按钱穆生前原样摆放着朱熹的雕像，上面则郑重地张挂着朱熹的手书拓片“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而用餐的大圆桌处，当时临时兼做钱穆专为弟子们讲学之地，旁边的沙发上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对于他们，钱穆从来是“英雄不问出处”。并且，他的教学也不以升学荣达为目的，而是着重在普及中国传统的礼仪教化。在素书楼这里谈经论道时，钱穆的学生及再传弟子五代同堂，盛况空前。

通往素书楼二楼书房和卧室的狭长楼梯走廊上，密密匝匝地挂满了当年钱穆著书立说及四处游学的照片写真。那时，他曾是何等风光。

在钱穆三面环窗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从底到顶全是满满的藏书、手稿，期间不乏竖排的繁体文字、佶屈聱牙的文言辞句、密密麻麻的考证注释。另一处墙上悬挂着的已褪色的红色楹联是钱穆生前最为喜爱的一幅，书为：新春来旧雨，小坐话中兴。每年辞旧迎新时，钱穆总爱提笔亲写春联，但却破例将这幅墨迹留存下来。

晚年的钱穆依然笔耕不辍，但由于眼疾发作，他在写作时常是口述，小其33岁的夫人钱胡美琦笔录，二人琴瑟和谐，自得其乐。

如果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触及钱穆内心丝丝感念的，常常是他所研读的某书中的某段话。每每述及王维诗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时，钱穆就不由自主地有种“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之感，他将之释为“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而这种诠释天、人、史三者合一的感触，在钱穆的著述里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于书写的洋洋洒洒之外，钱穆的生活却又是简简单单的，这一点可从临近钱穆书房的卧室中得到印证：它简朴之极，仅有必备的木板床、床头柜、夫人的梳妆台和一个放衣物的五斗柜。夏天，通常是一把扇子，冬天则是一顶毡帽和一个热水袋，足矣。如今，人去屋空，唯留下钱穆手书字迹，与它对望的还有钱夫人为祝贺他80大寿而特作的松鹤图。

午后的阳光正透过明晃晃的落地窗暖洋洋地照射进来，但也许是因为清冷的缘故，许小姐仍用厚厚的素色大披肩紧裹着身体。在钱穆钟爱的被称作“望月小台”的游廊上，夫妇二人曾小叙闲坐的两把藤椅扶手已有剥落的沧桑痕迹。窗外是满眼的葱绿，园中的很多树木植物都是钱夫人依照丈夫的喜好亲自栽培的，里面有伟岸的黑松和挺拔的金竹，可见大师是以此自勉。一草一木，似都有灵性。

放不下的命里乾坤

很少有人预料，上世纪九十年代，钱穆的命运会在中国大陆出现逆转。他的著作开始在大街小巷走俏，书店里到处是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精辟理解与真知灼见、他批注的论语、他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以及他在新亚书院时期随意写就的文章等，都被一一搜罗成册，然后再精美装帧出书。

而因钱穆而发的国学热在大陆备受推崇时，钱穆在台湾的际遇却呈现出冰火两重天。1990年6月，钱穆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迁出素书楼，同年8月抱憾离世。

对于故乡——无锡的七房桥，钱穆一直是心驰神往。他生前曾立下遗嘱，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那么死后也一定要归葬故里。遵其意愿，钱穆家人在1992年将他的骨灰撒入他朝思暮想的家乡太湖。

当我在钱穆故居里浮想联翩时，整个一下午直到五点闭馆，钱穆故居只有寥寥数人前来参观，当稀疏的脚步踩在楼梯地板上时，发出了一阵阵空洞的回声。许小姐说，这里有时也举办一些讲学活动，钱穆故居儿童读经写作班正在招生中。

走出沉寂落寞的钱穆故居，不远处操场上的学生们正兴高采烈地打球锻炼，欢声悦耳，与凝滞的钱穆故居形成了巨大反差。

再回首时，国学大师钱穆的背影已渐行渐远。但是我想，他那种穷尽一生维护中国文化的儒学精神应是不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