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往人气热络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马路上，有个毫不起眼的指示牌标注着“钱穆故居”。在川流不息的车河中，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它。我依据路线指示，前往外双溪边坐落有国学大师钱穆故居的东吴大学，期待一睹大师的生活轨迹，但寻寻觅觅而不得见，便顺势问一位学校里匆忙经过的年轻人。当听到钱穆的名字时，她摇摇头，露出一脸疑惑。

午后的校园里，紧邻着安素堂小教堂及爱徒楼的钱穆故居显得格外安详静谧。当我从入口处的红门拾级而上，只有几只寂寞的蝴蝶在路边小径的花草上翩然起舞。身材娇小的工作人员许小姐见到有来人，显出一丝少有的兴奋，在一旁不断地为我讲解。她强调自己是导览，而不是导游。“导游要带着很多人的哦。”她有点自嘲地说。

1990年6月，年迈体衰的钱穆在恍恍忽忽的病榻中，接连被指控侵占市府土地，性格刚烈的他不甘屈辱，挣扎着搬出已居住20多年的素书楼。同年8月，愤懑交加的钱穆黯然离世。

光阴流转，时过境迁。2002年，台北市为纪念钱穆之学术贡献，将“素书楼”改为纪念图书馆，委托东吴大学管理，“素书楼”从此也更名为“钱穆故居”。

2010年8月30日，82岁高龄、行动不便的钱穆遗孀钱胡美琦坐着轮椅，在看护的陪同下重归久违的素书楼故居，参加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面对物是人非的一切，她的脸上已寻不到任何大悲大喜的表情。

当日，马英九在这场“向大师致敬”的聚会中，就20余年前台湾发生的指责钱穆“霸占公产”的“素书楼”风波向钱胡美琦郑重致歉，强调要重视文人故居，不再做“不公不义”之事。

俱往矣。此时的素书楼，历史的聒噪与现实的喧嚣，一切又都归于沉寂。

被遗忘的文化巨人

钱穆1895年生于无锡，被公认为是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儒宗”。钱穆的治学范围包揽史学与史学史、哲学及思想史、文化学及文化史、政治学与制度史，以及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学等，他在各领域均有真知灼见，多有鸿篇巨制，其《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57部学术著作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传世瑰宝。

钱穆自幼聪慧过人，16岁时已成为一名游走乡间的小学教师。而他此后的人生轨迹也和其时的知识精英们多有不同。钱穆从没迈进过大学的门槛，更没有任何海外留洋的履历，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消化吃透与国学有关的各类学科，直至一跃而起石破天惊。1927年，钱穆被推荐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他游刃有余地在清华、北大、北师大和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任教，在这片学术的天空里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1919年，“五四”运动狂飙突进。夹在两代叱咤风云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钱穆，正面对着一个充满纷争的外部世界：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危在旦夕。而同时，他也没和大多数人一样去追寻任何盛极一时的新思想、新浪潮，他只是兀自沉浸在一个遍布古词雅集的士大夫仙风道骨的清丽世界。他避开了尘世的喧嚣，一任在古籍中寻觅。

其实，从孩童时代起，钱穆就已开始对司马迁情有独钟。他觉得，中国人的理智与情感只有在纷纭的历史中方可得以淋漓尽致地挥发和舒展。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国民党政府南迁。从1937年到1938年，即使是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阶段，钱穆也依然不可遏止地奋笔疾书，著名的《国史大纲》即在此期间一挥而就。在这部恢弘的著述里，钱穆拨开了几千年的历史烟雾，条分缕析，层层展现。同时，也为中国人在应对危机时的凛然气节高歌一曲。在这部《国史大纲》中，钱穆对中国历史鲜有犀利尖刻、全盘否定的批判，他希望人们从中可重拾自信。

究其一生，钱穆的视线似乎从未从古旧纸堆中逃遁开去，对于中国历史，他一直保持着诚惶诚恐的“温情与敬意”。当然，钱穆并未迂腐地把古代中国社会想象成一个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在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虚无主义言辞的狂轰滥炸中，钱穆依然“冥顽不化”地固守着传统文化的堡垒。他认定，中国文化是绵长、博大、深邃而又独特的，他不希望它被扭曲、肢解，在顷刻间走向凋零和毁灭。

1948年，钱穆在香港创立新亚书院，育英才无数。1949年之后，钱穆当仁不让地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与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