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当年自己刚到西藏，没有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基金会后来改名为“阴法唐西藏教育基金会”，从最初全家人筹集的16万元的资金，到现在发展成专业私募基金会，在众多热心西藏教育事业的人的支持下，2011年基金将达到1000万元的规模；从以前仅仅资助小学，到现在涵盖初中、高中、特殊教育学校；从仅有江孜第一小学受益，发展到现在西藏7个地市都有学校受益。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说：“目前，西藏已有近千余名师生获得基金会的资助。它的影响力已经涉及海内外，一些外籍华人和台湾同胞也在积极向基金会捐款捐物。”基金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考虑过改名，但是“阴法唐”似乎成为了一种号召，一种凝聚力。

现在年近90岁的阴法唐每一年还要回一趟西藏，他说：“这是一种回家、返乡的感觉，放不下，忘不掉。” “太阳和月亮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汉族和藏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母亲是中国。”这是《一个妈妈的女儿》的歌词，用来表达阴法唐的西藏情结再合适不过。他每唱一次，便要感动一次。

早在1982年，阴法唐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有志青年到西藏来》的文章，鼓励大学生、大专生、有工作经验的人来到西藏工作。“应该做的，没有想过回报。”这是采访中建藏、援藏人员最常说的话。阴法唐告诉记者：“过去的长期建藏干部，抱着共同建设的想法。现在的援藏干部，也很吃苦，他们也想为西藏做点事，从心里热爱西藏，建设西藏。”

张梅坤：拉萨动植物检疫站的开拓人

正值壮年、身体健康，是两个必备的进藏条件。张梅坤是1996年底北京选派的第一批技术援藏干部。出发前，领导一再交代他要注意身体。

到达西藏正值冬季，张梅坤住在三四平米的土坯房里，墙面结着冰。对比北京冬有暖气、夏有空调的环境，张梅坤“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拉萨平均海拔约3700米，1996年农牧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3%。当时拉萨动物疫病有30多种，植物危害性病虫害达58种，从事动植物检疫工作的只有7人。没有实验仪器，他们只能靠跑市场、单凭肉眼来辨别有无病变。这使拉萨市乃至西藏的动植物病虫害的传播以及老百姓的食品安全存在极大隐患。

张梅坤第一天便定下目标：一、保证让市民吃上放心的动植物产品；二、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市场；三、培养专业人员；四、提高职工收入。

来西藏前，张梅坤是北京市动植物检疫站副书记，动植物检疫经验丰富。1997年4月，拉萨市动植物检疫站成立，市农牧局任命张梅坤为检疫站书记兼副站长（当时未配备站长）。对人员进行扩充后，检疫站的工作很快从产地、屠宰加工、运输和市场等四个环节的检疫监督全面展开。

“刚开始，路边、厕所旁，随处可见屠宰动物的场景。‘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就成为当务之急。”张梅坤回忆当时的情况，“当时拉萨市上市的动物产品，大多没经过宰前、宰后检疫，流入市场的病、死畜禽案件时有发生”。为此，他无数次跑政府相关部门、找投资商、协助跑贷款，终于在1997年8月建立了生猪定点场，随后拉萨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牛、羊、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通告》。

具备了定点屠宰条件，有了政府通告，张梅坤知道任何新事物的产生和接受都需要过程。张梅坤多次召集屠宰商户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并协调有关部门，五次组织开展大检查取缔私屠滥宰，查封未经检疫就上市的肉食品，保证出厂动物产品的安全。

对于自己设定的四个目标，张梅坤不敢懈怠。3年中，他没请过1天假，每天连续工作9小时以上。每次回北京，他也不忘工作，仍想着筹集资金，3年中共争取到资金128万元。最终，全站的职工实行了着装上岗，专用的检疫用房、必要的检疫器械也基本到位，三层的业务、办公综合楼也顺利完工。

在张梅坤看来，来西藏是他人生的宝贵经历。虽然高原气候对他的身体有些损害，3年时间里未能在身边照顾儿子，但是想到工作完成后藏民在他宿舍通宵载歌载舞的场景，张梅坤说：“再有一次选择，我还会和当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