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曾给父亲一个内部指示”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在阿沛的积极努力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改变了态度。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和另外4位全权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噶厦政府同时也给阿沛提出了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基本主张，除了可以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还包括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地区、不允许内地派大批人员进藏、管理上只可采取清政府派驻藏大臣的方式等。

“父亲出发前，给达赖喇嘛写报告，要求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并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谈判才能成功。”才旺说道。4月22日，阿沛和另外两位西藏代表到达北京。4月26日，从亚东派出的谈判代表凯墨·索朗旺堆、土登丹达，经印度前往北京，与阿沛会合。

达赖喇嘛托亚东出发的代表带了一份给阿沛的内部指示，写道：“关于解放军进藏问题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问题，你可以审时度势，自行处理。”才旺说：“这一指令对我父亲在谈判中处理一些问题很有利。”

“在驻军问题上，李维汉多次找我父亲交谈，反复强调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南国防。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军粮也由中央统一供应，部队不吃地方。”才旺说，“据此，我父亲召开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会议，做大家的思想工作。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父亲的意见，决定先向噶厦政府报告，建议接受人民解放军进藏这一条。”

谈判中更加棘手的问题是西藏内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问题。

才旺说：“谈判在恢复班禅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时遇到障碍，父亲回忆得较详细。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提出的10项条件中没有关于班禅问题这一条，当他们提出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时，西藏地方政府只承认已在西宁坐床了两年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是一个候选灵童。

“所以，我父亲他们一方面向噶厦报告，一方面向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表示坚决不同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理由是他们来北京的任务是谈判解决中央同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班禅的问题是西藏内部关系问题，加之这个问题情况复杂，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法谈判。

“而中央代表认为，第十世班禅是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的，它具有合法性，应该予以承认。（西藏方面）否定已经认定的活佛，不利于西藏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因此，中央代表坚持非谈不可，谈判陷入了僵局。

“后来有一天，中央方面的和谈代表孙志远到北京饭店来看我父亲。傍晚的时候，孙志远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可不可以写上一条‘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固有地位及职权’？我父亲一听当即表示赞同。为什么呢？因为达赖喇嘛从五世到十三世，班禅额尔德尼从四世到九世，这一时期双方根本不存在任何纠纷，维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和好时期的固有地位和职权，这样写是合情合理的，界限清楚，便于处理。于是，意见统一了，正式的协议也就签订下来了。”

“毛泽东说，父亲办了一件大好事”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获得和平解放。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主席5月24日晚举行宴会，热烈祝贺谈判圆满成功。宴会前，毛主席亲切接见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发表了简短而深刻、亲切而严肃的谈话。他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签订了一个好文件。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协议》的签订，在西藏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但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争取得到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认可和批准，这样协议才能生效，才能在西藏地方得到贯彻执行。

“父亲在协议签订的当天，就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其军队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他同时负责给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报告签订协议的情况及协议的全部内容。”才旺说。

6月初，阿沛返回昌都。同年9月，他与进藏部队先遣部队司令员王其梅一同到拉萨，并立即向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代表会议接受和汇报了和平谈判的情况和协议的主要内容，并根据确凿的事实，驳斥了当时拉萨流传的一些谣言和诬蔑不实之词。经过认真讨论，与会官员对以阿沛为首的代表团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满意，并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接着，阿沛到布达拉宫，当面向达赖喇嘛汇报。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主席，表示完全同意并拥护《十七条协议》，电文里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以及后来半个多世纪中，阿沛·阿旺晋美为贯彻实行协议精神，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为反对国家分裂、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