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还处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孤立之中，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几个。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参加亚非会议的许多亚洲国家还受西方的影响，对新中国的崛起普遍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

因此，亚非会议是中国打开外交困局的重要机遇。

司徒眉生当时既是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是会议工作人员，受苏加诺的委托，利用其华侨身份，在会前以聊天的方式向中国驻印尼使馆大使黄镇透露信息，提醒暗示有关问题。同时，作为记者，他利用社会接触面广，积极为中国代表团寻找住处，使周恩来总理住进了一位华侨的别墅。会议期间，他不但观点上影响着苏加诺，而且成为了“秘密特使”。

周恩来所率代表团在会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的精彩演讲，宣布了中国的主张，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司徒眉生先生功不可没，以至于引出了一段历史佳话。亚非会议一年后，苏加诺总统访华，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先遣到达的司徒眉生，并把他引荐给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介绍了亚非会议上得到了司徒眉生的大力帮助，为了表示感谢，毛主席破例将自己的三种签名送给了司徒眉生先生。

人生传奇之四：

避难澳门再报效，中国进入联合国

1965年印尼突然发生了“9·30”事变，苏哈托掌握了实权，一场来势凶猛的反共、反华、反苏加诺的风暴袭来了，身为苏加诺“私人秘书”的司徒眉生先生更是苏哈托势力的眼中钉，企图秘密将其绑架。已被软禁的苏加诺得知后，让司徒眉生暂时去香港避祸，并亲下保护令，以保护他的安全。

为了掩人耳目，司徒眉生经荷兰前往香港，因印尼政变当局要吊销其护照，使他无法在香港立足，也不便在国内定居。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从1966年起，司徒眉生一家在澳门定居下来，经商谋生。

隐居多年后，司徒眉生再次被“政治”找上门。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司徒眉生担任了“民间秘使”的角色。

1971年9月8日，离第2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还有12天，司徒眉生的老朋友、印尼外交家马利克担任联大主席已成定局，他特意经香港停留，约司徒眉生密谈。马利克表示，他想在中国席位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了便于掌握分寸，他委托司徒眉生了解中国政府的想法。司徒眉生赞赏马利克的态度，希望他见机行事，创建奇迹，青史留名。随后，司徒眉生向北京反映，北京请他立即赴京。

9月25日，周总理办公室罗青长副主任同他见面说，周总理感谢马利克一片好意。至于中国的立场，已在8月20日外交部声明里阐明了；可将声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其难”。司徒眉生遵嘱转告了马利克。

1971年10月25日，中国问题的投票开始了，身为联大主席的马利克，一槌定音宣布投票结果，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会场上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后记：

司徒眉生先生是一位具有非凡经历的华人，为中国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他却从不张扬，从不邀功，心静如水，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完全靠自己的辛勤和智慧，创办公司，自食其力，从不向国家索取任何利益。他的美德像金子般闪烁，他的高尚情操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广为传颂。

撰写此文曾得到司徒眉生先生三子司徒荻林先生的热情支持。

写罢此文，打开网络搜索，发现又有许多网友留下许多感人之言：

Pakon:司徒眉生先生与世长辞，人天同悲，他传奇的一生，为中印（印尼）友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让我们怀念他、纪念他。

水边的冬妮娅：人走了，但他那情操、风骨、气概、音容、笑貌带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