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事会、监事会的成立对村民民主意识是个促进，以前，老百姓总是说，‘村长或镇长你说怎么办’，现在，他们经常会提出，‘凭啥你说了算啊！’或者‘你给我说说，村里那笔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资金都用来干什么了？’现在反倒是干部难当了。”刘文祥说。

有社会学者认为，只有当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具备资源配置的能力，成都的城乡统筹才是可持续的。

土地上的算术题

2010年11月末，进村的水泥路上，大型推土机、运土车、拖拉机轰鸣着，正在修建通往镇里的污水管道，未来村里的污水将集中于离村不足两公里的镇里统一处理，以节约水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村庄里也是一派人头攒动、往来穿梭的景象，村民们或集体用砖石铺地，或是夯实路面，或是忙着装饰自家的院落。新建的一排排白色、带有欧式风格的两至三层小洋楼，在周围绿意浓郁的树木和竹林掩映下显得格外的宁静而舒适。

那是鹤鸣村的第二个集中安置点，总共有136户村民从各自分散的住处搬到此处集中居住。“根据村民的强烈要求，年底前我们还将开建第三个集中安置点，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刘文祥说，“村民原来的住处将分为两类处理：一类是恢复成农地进行耕作，这一新增耕地数量将用于补偿我镇区位较好的区域因发展而占用的耕地数量，以保持耕地总量不变。我们称之为‘增减挂钩’。二类是选择形态较好，位置有优势的林盘搞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仅这一个安置点，鹤鸣村就新增土地面积118亩。村长余跃算了一笔账：“目前都江堰市流转增减挂钩指标的标准是每亩30万元人民币，其中15万元用于村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15万元用于村民重建新房之用。我们运用产改成果每户村民最终能得到约十三万元的建房补贴。而新建一套二层小洋楼的平均成本在十万元左右。老百姓通过参与增减挂钩项目至少建房不用花很多钱，有的人家还能有剩余。”

事实上，村民的房屋近年来翻新修建的并不多，像余跃此前依然住在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老房里，房子年久失修漏雨、采光照明都不好。而集中安置点上修建的新房，得益于公共基础建设资金的保障，各项设施都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的房屋设计都找的是成都市的专家，而且家家都有宽带，路面也都改成了油路的，不像以前一到雨天总是一脚泥。”余跃提起新家颇为自豪。

增减挂钩只是土地流转的方式之一，更多土地流转还是以外租或是到产权交易市场竞拍实现的。到目前为止，鹤鸣村流转耕地总数达到400余亩，占全村总土地面积的25%。

浙江商人王林根兄弟开办的花卉种植基地，两年前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了鹤鸣村约100亩地的经营权，用于种植非洲菊，并且按每亩每年850斤大米约合1400元支付租金。

苏培玉自愿将家里5亩地中的1亩租给王家兄弟俩之后，开始了在这片非洲菊园里的打工生活，曾经在外地打工的老伴闻讯赶回来，和她一起在非洲菊园里打起了工。

靠着这份工作，苏培玉每月工资能拿七八百元，老伴能拿1000多元，再加上地租收入1400元左右，家里的经济状况大大改善了，夫妻俩还能团聚，这让苏培玉心满意足。

与此同时，鹤鸣村人也在希望进一步扩大土地收入。据村长余跃介绍：下一步，鹤鸣村想尝试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集中，统一由股份公司经营，实行“股权+红利+工资”的收入分配方式，“职业农民”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也就是说，像苏培玉这样的村民以后也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

然而，这还只是设想，余跃坦陈还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要让大家入股，就要分红，就不能亏本，所谓“保底分红”。为此，柳街镇书记高尚与村里人都在积极寻找“包赚不赔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