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是政府高官，有的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有的做了身价上亿的商业律师。每次同学聚会，同学们都问她：“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公益律师？”甚至有人认为她是没有能力才做公益律师的。郭建梅说：“我觉得做公益律师能够体现我的人生价值。”

每天接触来自社会底层的各种受害者，办案过程中还得承受巨大压力，2001年郭建梅被诊断出有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当时的我总是会莫名地掉眼泪。”郭建梅说，“总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受这么多委屈？”2003年，在药物治疗和亲人朋友的关心照顾下，郭建梅重回中心工作。

对此，郭建梅非常感谢自己的家人，她的丈夫是著名作家刘震云。“我们都对农村人有着很深的感情，每当走在路上看到农民工，我们都觉着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她说，“我一直认为女人要独立，我和我的丈夫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相互独立，也相互支持。”

已经上大学的女儿正在学习影视专业，女儿有时候会跟着郭建梅出差，看到穷苦农民的生活会流泪，会把自己的钱捐给他们。郭建梅的女儿总是用摄像机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我虽然没有陪着她，照顾她，但我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她，让她成为了一个善良、大气、有责任心的人。”郭建梅欣慰地说。女儿告诉郭建梅：“妈妈，等我学成以后，我要拍的第一部片子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益律师。”

有时候，郭建梅要面对来自被帮助者的不理解，这让她“很受伤”。2007年，她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28名“出嫁女”讨回了总计九千多万元的土地补偿金。按照惯例，农村出嫁的女人原来所在的村不保留其土地份额，在夫家也得不到夫家所在村的土地。在办理这类案件时，郭建梅常常遭到“出嫁女”所在村子的极大阻挠，办案难度极大。但是，当这28名“出嫁女”拿到钱后，统一更换了手机号，彻底断绝了与郭建梅的联系。郭建梅的朋友告诉她：“她们是怕你向她们要钱。”其实，公益律师是免费代理诉讼的，而且交通食宿费等都由他们自己承担。

“我能理解她们，她们没有收入来源。”郭建梅说，“这条路是我选的，这份工作是我感兴趣的，其他的一切，我认了！如果我有人，我有精力，我想帮助更多的弱势人群。”

“我想干到干不动的时候为止”

“中国律师有14万，约一万人才一个律师，而全国专职的公益律师不到一百位。”郭建梅说，“我就是浑身是铁，才能打几个钉呢？”

由于国家目前没有相关的激励机制，公益律师的收入相对较低。郭建梅的月薪为6000元，而“中心”其他员工大约三千元。“中心”目前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际上的基金组织和知名大学；国内也有一部分资助资金，如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每年10万元人民币。郭建梅常常要募集资金以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转。

2007年，郭建梅成功地为广东惠州三十多位农村“出嫁女”争取到每人几十万元土地补偿金。其中一位名叫钟锦绣的当事人组织大家共同为“中心”捐款3万元。钟锦绣说：“郭律师免费帮助我们，但是她们自己还要寻求别人资助，我们应该为她做点事情。”

“可爱的当事人，让我们很感动，也很受鼓舞。”郭建梅说。

由于长期关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郭建梅的团队和全国妇联的全国人大代表共同起草的保护农村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法律提案，一字不动地被列为了《物权法》第63条第二款。“内蒙古呼和浩特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案”也被收入了《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3辑中。郭高兴地说:“令我感到欣喜的是，现在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了，妇女权益保障的体系也比较完善，学界、媒体、妇女界都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很重视。”

郭建梅的“中心”，从原来的两人发展到16人，办公地点也从原来的三十多平方米的旅馆房间搬到了约三百平方米的公寓。2009年，“中心”创建了公益律师网站，吸引了二十多家全国各地的律师事务所和四百多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律师加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