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陈旭东，每月可获得1000-2000元的工资。“旭东在学校学过简单的统计，他会计算自己的工时和工资，现在他很自信，认为自己是自食其力的人了。”王茜说，“像旭东这样走上社会的残疾人并不多，我们当时担心单位不要他，他还算比较幸运。”

2010年7月，陈旭东给父母买了两张电影票，电影名叫《海洋天堂》，讲述的是一位父亲和患有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我们很高兴，其实他的心情感是很丰富的。”王茜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各用人单位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来接收残疾人就业，否则交一定数额的残疾人保障金。“但是，有些单位宁可交钱也不接收残疾人，有的单位虽然接收但让残疾人以留薪停职的状态工作。”刘艳虹教授分析说，“一些单位怀疑残疾人的能力，害怕承担责任，很多单位不知道残疾人能干什么。还有的情况是，残疾人主动炒单位的鱿鱼，原因在于，残疾人觉得单位没有给适合自己的工作。”

刘艳虹教授说：“现在我们在研制一个残疾人职业适应性的测评系统，通过一系列的测评来确定每个残疾人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给残疾人一个职业生涯的指导。”

依然缺少特教老师

根据中国教育部2009年的统计，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包括盲校、聋校、智力培训学校，共有1670多所；在普通学校开设的特殊教育班级有2000多个；共招收学生54万余名。

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0至14岁的残疾儿童有387万人，其中6-14岁学龄残疾儿童为246万人，占全部残疾人口的2.96%。

“20多年来，特教事业一直发展迅速，但比起特教的需求，特教老师仍然缺少。”刘艳虹教授说。

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室，由当时留学苏联归国的朴永馨教授负责，现在朴老师已经70多岁高龄。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招收第一届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1993年，又开设了硕士研究生学位，2005年，开设博士研究生。但是，在高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初期，其发展却是举步维艰。最困难的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曾被迫停招三年，而华东师范大学也同样有特殊教育专业停招的经历。刘艳虹教授说：“当时人们对残疾人教育还不理解，特殊教育专业没有学生报考，没有生源就只能停办。”

刘艳虹教授介绍，目前教育部属师范大学设有特殊教育专业的共有四所：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据统计，北京师范大学至今培养出的本科毕业生大约350人，其中1/3从事特教、1/3从事教育行政或科研、1/3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所以，真正从事特殊教育实践的只有110人左右。

特殊教育专家朴永馨教授曾对缺乏特殊教育实践工作者的现象做出解释，特殊教育是一个需要极大耐性，并且收获和付出差距悬殊的事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对特殊教育的看法，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在特殊教育事业上的资金投入。上世纪80年代，刚刚从事特教的北京海淀培智学校校长于文经常会受到身边人的误解，“我带着孩子们走在路上，会有许多人指指点点，还说我的孩子们长得丑，看起来有问题，甚至说我带这样的孩子自己也很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于文校长经常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活动，“很多人都会很关心我们的孩子们，理解和敬佩我们特教老师。”

刘艳虹教授说：“2002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的招生情况有所扭转，很多年轻人会很理性地选择特教专业。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公费生，免收学费、住宿费并提供生活费，但要求学生在毕业后回到原籍所在地从事特殊教育实践工作。今年是第一届公费生的实习阶段，根据实习学校的反应，这届学生的能力很强。”

2008年北京残奥会，刘艳虹负责培训志愿者，通过两年与“80后”、“90后”孩子们的接触，她很欣慰：“‘80后’、‘90后’的残奥会志愿者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特教事业的希望。”

现在刘教授的好几个学生都开办了自己的特殊教育学校，其中还有学生当上了全国劳模。赵秀梅是刘教授2003级的学生，已经从事特殊教育三年了。她是广西南宁地区的文科高考状元，她的高考成绩比当年北京大学在广西录取分数线高出39分，但她却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专业。她说：“我也曾怀疑过，自己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但当不知所措的残疾人孩子家长在我面前哭泣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因为被需要，因为要付出爱而活着，这样的人生是多么有意义。”

“我知道这个孩子是不会放弃特殊教育的。”刘艳虹教授充满信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