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葛与挣扎

来北京后，茜茹的生活方式悄悄发生着变化。她一方面为过上了优裕的城市生活而感恩，另一方面又对其中不必要的浪费而自责。“其实我很想过低碳生活，觉得没有必要每天洗澡，但这样做仿佛就成了另类，城市总是让人随波逐流。每次聚会吃饭我都希望AA制，不要浪费，我奶奶吃两天剩饭都舍不得倒，但在这里人们只吃一顿，还打着养生的旗号浪费。”茜茹一边说着，一边找出长衣裤放在包里，因为办公室的中央空调很凉，腿被吹得睡觉时经常抽筋。

扪心自问，茜茹并不喜欢这个城市：“为什么我到北京后别人都羡慕我，而我自己的幸福感却在降低？因为这里节奏太快？还是有钱人太多？常常是一个细节就让我感到与别人的落差。比如一处很平常的楼房都要上百万，我们望尘莫及。透过光鲜、亮丽、嘈杂的外表，我看到的是自己处在这个城市的最底层，在为这个城市辛苦工作之后得不到太多的回报，无法与其他城市人过一样的生活。而城市又时刻在改变着我们，使我们再也无法回到农村了。一方面不能立足，另一方面又退不回去，内心真是充满了纠葛与挣扎。”看到身边同等处境的部分人在物质的世界里迷失了自己，有些人在惊奇、恐惧、挣扎之后甚至导致了性格的扭曲变化。茜茹说：“他们日后成立了家庭，就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扭曲，在这样的人群里我找不到一个健康的人可以作自己的男朋友。”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指出，55.9%的新生代农民工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可见，他们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然而，据公安部2007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房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如今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而大城市的房价每平方米早已超过了万元，因此最终能够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会超过10%。

每天上下班的高峰时段，途经北京西四环外的半壁店后街的公共汽车上都会涌上或涌下大批年轻的外地人。他们在拥挤的车上喜欢用手机看小说或听音乐，在比狭小的住处更为拥挤的公车上，借助手机的娱乐功能调节一下他们紧张的神经。

半壁店原是一个只有两三百户人家的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村庄，如今吸引了上万名年轻的农民工在这里居住。村民没有通过合法的审批手续就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大量建筑，其中许多是高达七层的简易楼房，一间房的租金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元。这些自建楼里的房间黑暗狭小，基本上只能放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大多要使用公共厨房和卫生间。由于管线负荷的限制，随时都会停水停电，生活垃圾也因无法及时清运而时常大量堆积在路边。半壁店后街目前是北京离市中心较近的平房区之一，据了解北京将大量拆除城乡结合部的平房，便宜的出租房将越来越少，年轻的农民工的住地也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

中华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处长陈国瑞说，户籍是人口登记与管理的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了有序就业与管理人口流动的有效作用，但是它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附加了许多功能，捆绑了很多福利，像教育、医疗、社保等，户籍制度完全割裂了城乡二元结构，令农民工无法享受到许多同等待遇。

“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比沿海那些经济城市机遇更多。而这个城市也是移民组成的，那么多外地人曾经在此成功的例子就发生在身边，足以让后来者无惧。可这个城市的压力确实也越来越大，我们新来者一定比前面的人更难。”茜茹——这个普通的城市建设的后来者满怀着理解与期望，融入到城市的人海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