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茹说：“我父母吃了很多苦，又能满足于勤俭的生活。而我吃不了他们所受的苦，所以我短期内不打算创业，而我也不可能再回农村过单调的生活，所以就必须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经校友介绍，茜茹一到北京就幸运地找到了一份令许多大学毕业生都羡慕的工作，在中国计量科学院光学研究室给一位研究员做助理，搞光学仪器测量。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和本科以上学历，她只能当临时工，月薪1500元，好在办公室宽敞，工作不累，还能跟着导师学习技术和社会经验，中午还有免费的自助餐。凭借开朗的性格、灵活的头脑，茜茹与她的上司、比她年长12岁的女研究员一见如故。而这位被茜茹的妈妈称为“贵人”的导师一开始就给茜茹提出了续本科学历的要求，给当时对未来还很迷茫的茜茹指明了方向。“以前真没想到，学历在城市就是一个人发展的敲门砖。虽然我能胜任现在的工作，但如果没有大学以上学历，单位就很难正式聘任我。而正式聘用的话工资就能提高一倍了。”茜茹说。

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表明，中学毕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缺乏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的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其中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而这些学习都对他们的事业发展有实际作用。

面对潜在的竞争对手——数百万想在北京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茜茹没有畏惧，因为她在15岁第一次踏进城市的时候就学会了一个重要的生存之道——沟通。

因为父母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租住的平房距离茜茹的单位较远，导师介绍了同事闲置的房子租给她和另一个女孩合住，住处与工作单位相邻。茜茹省下了大量往返在路上的时间，可以全以力赴地攻读本科学历。她说：“导师带的研究生经常到办公室来，他们在学术上很能钻研，但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却显得很僵化，还不如我呢。我读补习班一方面为了学历，另一方面是为了扩大眼界，与人交流，了解社会。我想在30岁之前以观察社会、体验人生为主，我并不急于给自己定位和定向。”

如果说传统农民工外出打工是为了改善生活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为了“体验生活、实现梦想”。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只有18.2%的“80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是为了“出来挣钱”。71.4%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打工是为了“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或者觉得“在家乡没意思”。

我们也在选择工作

工作后不久，茜茹就两次随导师出差。其中有一次去了山西晋城的富士康公司，当看到那么多同龄人被禁锢在小格子里，面对生产线上的机器机械劳作、表情麻木的时候，她真是暗自庆幸。“无论是在大连的松下企业，还是富士康，出于技术保密的考虑，员工一般被安排在一个岗位很少调动，单调的重复劳动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仅对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就连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了解，这种工作给多少钱都不干！”茜茹说。

由于没有经历过贫困，也没有太多的家庭经济负担，尽管收入不高，新生代农民工也要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同时追求文化生活和娱乐享受，他们的消费风格已经与城市青年接近，是真正的“月光族”。因为他们蕴藏的巨大消费潜力，专家称他们为中国经济型转期最大的内需拉动者之一。

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像父辈那样，为了一份工资对工作可以不加选择，他们的“择业观”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各种“用工荒”。

今年以来，北京的餐馆服务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因为人员流动快，餐馆老板一般都不与员工签劳动合同、不给员工上保险，而且餐馆用工普遍存在工作时间长、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只用年轻人等问题，所以，到餐馆工作往往成为年轻打工者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而在金融危机后，北京的用工正在回流到工业企业，又加剧了餐馆的“用工荒”。

保姆难找在北京更是由来已久。虽然北京市新近规定，保姆每天工作不能超过12小时，每月必须休息4天，工资不得少于1500元，愿意当保姆的人依然太少。年轻能干的保姆仍非常抢手。此外，12元/小时的钟点工，月薪五六千元的月嫂在北京也很难求。“小时候都是大人围着我们转，刚住校的时候我连‘谢谢’都不会说，后来虽然与人交往不成问题了，但侍候别人的活儿还是干不了。”茜茹说。

新生代农民工既看重收入，又注重社会地位，这或许将导致中国未来在家政、养老等领域一定程度上缺少服务人员，工作条件恶劣的工种难以招到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