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全国2.3亿农民工中,16岁-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占61.6%。他们在外表上与城市青年已经没有差别,但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他们仍面临着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重重障碍,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正逐步在城市内部演变为新的二元结构。
衣食无忧的童年
21岁的张茜茹一年前从沈阳某大专毕业后来到了北京,与分开生活了15年的父母团聚了。她的父母6年前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型制衣店。
1988年,茜茹的父亲张万旭结婚后家人每人分到了2.4亩土地,在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的东北沿海农村,平时的农活很轻松,农忙的时候又有亲戚们帮忙。1992年,茜茹3岁时,张万旭只身到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家小型石油机械设备厂打工,妈妈则在村里的砖厂当厨师。两年之后,茜茹的妈妈也去了大庆,与丈夫在同一家工厂负责登记和运输货物。
回家过年的新一代农民工时尚的装束和祖宅的传统风格显得格格不入
大庆是一座以石油开采为经济来源的城市,打工收入还略高于东南沿海的出口企业,每月能收入六七百元。万旭夫妇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没有周末休息,作为货运司机的万旭还经常冒着严寒夜里出车。每年回家探亲一到两次,且每次与家人相聚的时间都只有十几天。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在逐渐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倍,2008年则升至3.13倍。这促使更多农民向城镇迁移、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也成就了依靠父辈打工收入不再受穷,甚至告别了农业劳动的新一代。
“我小时候与4个兄弟姐妹围在饭桌前抢菜和少量肉的情景回想起来又心酸又有趣,而我的孩子却从没有缺吃少穿过。”茜茹的母亲薛静说。
茜茹姐弟在爷爷奶奶的照料下,度过了衣食无忧的童年和少年。茜茹说:“我是在花花草草和满眼绿色里长大的,家里的院子很大,种了好多果树和蔬菜。我从小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黄瓜架里捉迷藏,在两树之间悬一根绳子荡秋千。我们从来也没干过农活,却是踩着松软的土地沐浴着阳光长大的,现在我觉得自己比玩游戏机长大的城里孩子还幸福!”
据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就出生在城市,他们的童年生活与城市孩子相差无几。
尽管衣食无忧,他们还是会想念远方的爸爸妈妈,盼望着春节他们回家的时刻。“爸爸妈妈每次回来时总是带回许多吃的、用的,有许多是我从没见过的,小时候就是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城市是另外一个世界,充满了新奇的东西。但再好的东西也不能代替父母的爱,和那些花花绿绿的物质相比,我和弟弟更渴望父母天天在身边,得到他们的爱。”茜茹说。
心理学家说,缺乏父母之爱的童年会使孩子成年之后在精神方面要求更高。
在城市寻觅自己的位置
1997年,张万旭和薛静在老家盖了一座两百多平方米的新房,花掉了他们打工6年的全部所得和双方父母的几乎所有积蓄。
由于一家4口人都是农村户口,他们不仅分有土地、建了住房,万旭夫妇还享有各种针对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张万旭说:“老了以后我们还要回农村住,在城市只是为人服务,一切都是临时的,这里并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很高兴这么做,也不后悔,因为现在各方面都比留在农村要好得多了。”他们在北京开店做衣服,年收入达到六七万元,比在农村种地的收入要高出10倍以上。如今,已步入中年的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已回到农村凭借积蓄和承包的土地过着简朴生活,像万旭夫妇这样能够凭借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在城市落脚的只有10%。但万旭打算让孩子在农村结婚并帮他们照看孩子的想法肯定要落空了,所以很后悔把房子盖得这么大。
全国总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表明,较之父辈,新一代农民工生活优越,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已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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