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到九寨沟去看了看，与我十多年前第一次去九寨沟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九寨沟景点的管理井然有序，园区内清洁、方便。负责园区清洁的藏族同胞十分尽职尽责，如果有人踩了草地，他们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园区内严禁抽烟，违反了，那是要罚款的，而且一丝不苟。藏族同胞对园区的严格管理反映出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对保护环境的重视。

我上一次去参观九寨沟，当时去的游人很有限，景区的开发远不如现在。现在主要景点都修了很好的栈道，便于游人参观、欣赏、拍照。九寨沟确实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景胜地，不同时间、不同季节去参观，九寨沟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让游客们一饱眼福。景区最多时每天接待游客2万人，每年参观九寨沟的游人总数已经是数以百万计了。旅游业的大发展不仅促使保护景区的措施逐渐完善，而且使当地的各族同胞富裕起来。

九寨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上世纪60年代，人们看重这个地区的是林木，1960年到1975年，有一批伐木工人在九寨沟伐木，年复一年，砍去了大量树木。直到1975年，中国林科院院长、著名的林学家吴中伦教授对九寨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吴教授身临其境，深有感慨地说：“我到过欧美数国，也从未见过这样奇美的自然景观，必须好好地保护起来。”于是，吴教授立即上书四川省政府，并告知省林业厅。1978年11月30日有关部门下令停止在九寨沟采伐木材。1992年12月14日，经联合国教科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在美国新墨西哥圣菲召开的全委会第十六届大会表决一致通过将九寨沟与黄龙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并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颁发了证书；1997年被纳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00年评为中国首批4A级景区；2001年2月取得“绿色环球21”证书。今天九寨沟和黄龙已成为拥有三项桂冠的世界级风景名胜区。

九寨沟有今天，吴中伦教授的建议发挥了关键作用。我觉得真应当在九寨沟的沟口给吴教授塑一座像，让大家永远纪念他。

我之所以主张为吴教授塑像，不仅是为了纪念他对开发九寨沟的贡献，而且是为了鼓励我们的子孙后代创新。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源源不绝的动力。一个国家，如果创新能力枯竭了，这个国家就必定会走向衰亡。所以，我们党十分重视创新，并提出在2020年，把中国建设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以为，要创新就必须首先鼓励好点子。科技需要创新，没有创新科技就无法前进；工作也需要创新，如果没有创新，那就很难开创新的局面。而创新都是从好点子开始的。

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国家进步的很快。仔细想一想，国家之所以进步的这么快，就是因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一批勇于出好点子，勇于创新的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提倡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人是上海前任市长汪道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好点子。汪老是一位出色的市长，也是知识界创新的楷模。他担任市长，不仅是考虑他任内的问题，也考虑到将来。2003年，汪老曾经对我说，他之所以提出要上海举办世博会，是为了给上海的发展、长三角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历史将会证明汪老的预言：“广交会是战术的，管一年；世博会是战略的，管五十年。”

义乌是好点子带来变化的又一个例子。30年前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义乌，在世界上更不知名。今天的义乌不仅闻名全国，而且享誉世界。义乌不靠海，不是交通枢纽，但是在短短28年，义乌已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每年贸易额高达两千多亿人民币；创造了一千多万个就业机会；与全球220个国家有着贸易联系；常驻义乌的外国商人有一万多人。义乌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是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县委书记谢波华的好点子。他果断地提出了“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1982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还没有几年，极左思想的余毒还大量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当时中国不少地方不允许农民经商，不许与农民进城。可是义乌人多地少，老百姓要吃饭，作为县委第一把手，谢波华敢于提出“四个允许”，一下子把农民经商的积极性大大的调动起来，创造了义乌奇迹。今天回头看，谢波华书记当年的决策是很了不起的。没有他当年的“四个允许”，义乌人哪怕本事再大，也不可能把义乌发展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大发展，成绩举世瞩目。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许多难题，需要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坎上。要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难题，需要创新，需要有好点子。好点子会为我们提供解决面临难题的钥匙；好点子会使我们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好点子会使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