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忏悔的神父”

援助中国的外国人，人人都找马海德看病。对于外国人圈子里的许多人来说，马海德像是听忏悔的神父。有些外国人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行为准则，认为中国人太刻板、太教条，他们经常向马海德求教。熟悉两个世界的马海德用他们所理解的语言，谈两个世界的长处、缺点，并给予他们指导。

其实1949年的解放，对于马海德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的开始。他的生活有两种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他可以专心从事医学和卫生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公平。马海德被扣上“特务嫌疑”，甚至“外国间谍”的帽子，在工作上被“控制使用”。

1950年才从医学院毕业的戴正启被任命为皮肤病医院的所长。他曾向上级提出所长应由马海德担任，被拒绝了，理由是“外国人不能做政府单位的负责人”。马海德只是研究所的顾问，而且不能参加一些党的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革”中有些在华的外国人被以“保护”的名义监禁起来。一个中国朋友建议马海德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中国。马反驳道：“为了什么？我爱这个国家，我爱她的人民。”但此时，马海德也做好了被“保护”的准备，他告诉妻子苏菲，“一旦把我放在‘保护’之下，你不必着急。你可以确信我从没有干过一点点对人民对党不利的事，我迟早会回来的。”

“文革”中，他继续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和幽默感。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笑着宣布说：“我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即使我的名字颠倒了过来，还加上个红色的大叉，我也能认得！”

同时，他坚决地站在被不公正攻击的同志一边。他秘密给他们治病、送钱、送食物，有时他把从别处来逃避迫害的人，藏在自己的家里；同时他对于被迫害者，表示支持和同情。

一天下午，他看到一个同事被红卫兵监视着在大太阳下游街，于是他冲他微笑着打招呼：“王大夫，你怎么样？很高兴见到你！”多年后，那位王大夫回忆道：“现在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那种疯狂的气氛中，对于被大多数人说成是‘牛鬼蛇神’的我，他如此热情地称我为‘大夫’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所幸，在“文革”中，马海德除了被抄过一次家外，没有遭遇到更大不幸。

最后一战

1976年到1984年期间，马海德接受过8次大手术，他被怀疑为癌症，虽然每次他都死里逃生，但他的身体也因此变得衰弱起来。有一次，他对儿子周幼马说：“我的手术虽然好了，可是这种病，手术后没有再活过七年的，我的时间必须抓紧。”

“文革”的结束，被马海德形容为新生。1978年年初，马海德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同时他也成为卫生部的顾问。他开始关注从50年代末就已经在进行的防治麻风病的工作，60年代，他发现麻风病是可以防治并能治愈的，然而“文革”的到来使一切都终止。

1976年，马海德对戴正启说：“我觉得更年轻了，身体也更棒了，我等不及了，要再去攻击麻风病。”戴当时仍是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所长。每次只要一看见戴，马海德就不停地谈论麻风病，有时谈得太兴奋，甚至忘记了吃饭，妻子苏菲得一次次地去叫他，然后他会拉着戴去饭桌上继续他的谈论。马海德提出到2000年消灭麻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