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照搬苏联

1949年，解放军刚开进北京，马海德被委任为卫生部的参议。

上世纪50年代，中国从政治经济体制、国家经济建设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处处都有苏联的影子。这种倾向在医学方面也十分明显。马海德不得不重新学习，学习俄语，当时的医药参考资料，药名全是俄文的。马海德认为完全依赖某一个国家的医学知识很不明智，但他无法表达意见，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他的某些同事认为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偏见。不过，他在与苏联专家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时，他还是要说话的。

1953年，马海德被任命为以治疗梅毒为主的皮肤病与性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和顾问。当时，由于梅毒的传播，少数民族地区的出生率大幅下降。苏联医学专家认为，验血是检查性病的唯一可靠的方法，但要对分散居住的千百万人都进行备注检查，马海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知道是不可行的。马海德建议派遣医疗小组到少数民族地区，培训当地的医务工作者，再让他们去教给当地居民，并说服他们出来接受检查和治疗。然而项目进展并不顺利，于是马海德建议准备一个包含10个问题的调查表，由当地积极分子呼吁所有的成人填写。这些问题涉及到梅毒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从答案就可看出是否染病或者有无传染可能。这种“群众路线”在探查性病中起到神奇的作用。

在药物使用上，马海德也不同意按照苏联专家提出的治疗时间长、花费极高的方法。他主张只用青霉素，而且只用十天。但他并不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意见，他希望进行试验，比较效果。最终的结果表明：苏联的治疗方法的确费钱费人力，还要大规模集中进行，中国负担不起。

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头三年，每年医疗小组都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两次，一次三个月。除了台湾和西藏，医疗小组几乎到过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的地区。从1954年开始，马海德每年都需六个月带医疗研究小组进入内蒙古、青海、甘肃的少数民族农牧区，对两三年前所实施的短期青霉素治疗的效果进行复查。要在广阔的草原上找到并重新检查所有经过治疗的牧民，极其困难，因为他们总是在不断迁移。但马海德坚持要求见到每一个患者，医疗小组时常为了寻找一个以前的病人要跑几十里路。

环境的恶劣也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有一些地方，水很不清洁影响血浆试验结果的可靠性，有些地区没有电，无法使用电子显微镜查找是否有梅毒的螺旋菌……马海德从不为这些困难所烦扰，他总是能想出好办法，比如用沙子过滤水以起到清洁作用；在显微镜上用电池也能看清螺旋菌。他利用一切方法，但他仍严格要求结果必须准确。

延安的艰苦生活，让马海德得了胃溃疡，牙齿也不好。他从来不抱怨，他和男同事们睡在一样的坚硬简陋的土炕上，吃一样的极不好消化的粗粮。当疲乏已极的年轻医务人员深入梦乡了，他却常常为了工作而彻夜不眠，但是次日清晨他和大家一样，欢快地忙来忙去。这样艰苦的生活，很少有人志愿去第二次，但他却次次都去。每次巡回结束，马海德都又黑又瘦，他总要到医院去治胃溃疡，还要拔掉一两颗坏牙。

1964年，中国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了性病，当时马海德的胃已经被切除了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