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海德等人的倡议下,1937年底,延安终于有了一所医疗所和一所医院。虽然“医院”之名很堂皇,其实不过是一排窑洞和极有限的设备。它有三层,第一层是办公室,住院病人占据上面两层。医疗所后来因战争需求,扩建成为可以容纳300多伤病员的八路军医院,后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其后还发展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了总计约11800张病床的医疗网。
1937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医药更是奇缺。马海德向宋庆龄和熟识的海外媒体求助,由于封锁,这些援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马海德建议筹建一所制药厂,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中草药进行加工。1946年,药厂经过七年的运转已经能生产针、片、膏等药剂和脱脂棉、纱布等卫生材料共达一百多品种。
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马海德在担任卫生部顾问的同时,还担任中央军委外事组的顾问。最令马海德兴奋的是1944年由18人组成的“狄克西使团”的到来,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美国人。美国军事观察组是为了和中共建立联络以便搞清楚中共战斗部队的能力和潜力。
1944年,马海德与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观察组的成员经常到马海德住的窑洞去看他,他们带着收音机,因为要收听美国新闻广播和球赛,马海德不断地向他们提问,他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渴望这些精神食粮。他们使他想起自己原来的文化,激起了他的思乡病,也使他知道现今美国生活和发生的事。他后来跟他朋友沙波理说:“我觉得和他们建立起一种温暖的神交。”
而对于那些美国人来说,他们很好奇有关马海德的一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当他能在北卡罗来纳州家乡喝加了糖和薄荷的威士忌酒,还能追逐姑娘们的时候,却跑到这么个“荒野地”来。
“我来是因为我对他们正在进行的试验感兴趣,我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有人叫他们‘共产党’和‘赤色分子’,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我所知道的,就是这里的人过的生活比在蒋介石统治区的人过的生活好得多。”马海德说。
马海德建议观察组的人自己去看:“你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是问,”他说,“可能你们认为我们这里是在演戏。好吧,我们总不能到处都演戏。”
马海德认识到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这并不互相矛盾。这一思想对他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极大帮助,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周围的外国友人。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要把全世界变为赤色的使命,而是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促进美国和中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当美国政府越来越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感到心烦意乱。中国人会不会对所有美国人都怀有敌对情绪?毛泽东使他放下了疑虑。毛强调,美国政府的行动和美国人民之间,美国高级官员、高级军事将领和一般官员以及士兵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绝不能模糊这些区别。”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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