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艾格尼斯和路易的介绍，马海德认识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他们称马海德为中国革命热情而可靠的支持者。马海德因此得到宋庆龄的喜爱，俩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夫人去世。

1936年，由于国民党对陕北的中共革命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封锁，当时在保安的毛泽东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信，希望能有一个“诚实的西方新闻工作者”访问该区，并把他的见闻告诉全世界，还要有“一个训练有素的西医”来帮助正在开始建立的医疗工作。宋庆龄选中了在北京燕京大学教新闻的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

在奔赴西安的火车上，斯诺记述了同行者马海德的话：“你知道，性病是能够不费事地防止和治愈的，而上海的存在，就是要培养和传播性病。在上海这是一桩大买卖，经营者是有组织的黑社会帮派，受到租界和国民党华界警方的充分保护。在医生这一头也有许多钱可赚。”“我不是为了给黑社会流氓当个性病的骗人医生的。也许那些在北边的人是真心要终止这类事，我要去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留了下来

斯诺采访中共的领导人时，马海德也在场，他很快通过这些谈话理解了中国革命。

马海德和斯诺住在窑洞里，吃着很简单的食物——大白菜、土豆、汤、大蒜、辣椒和小米粥，因为他们是“特殊的客人”，偶尔有白面馒头代替玉米面做的窝头。小米是用亚麻子油煮的，吃起来有股腥臭味。马海德吃不下小米，总是胃痛，因而越来越瘦。

正当斯诺在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的时候，马海德也应毛泽东的指令，对当地红军和老百姓的医疗卫生条件做了详细的了解并写成报告。毛泽东很满意，委任他为“部队卫生部的医疗顾问”。那时，马海德是根据地唯一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

10月，当斯诺离开了保安去写他著名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马海德却留了下来，放弃了上海的富裕生活。

他的朋友之一沙波理，也是《马海德传》的作者，解释了马海德最终留下的原因：“他最初来到红色根据地时，只是一个同情的旁观者，但是上海的生活教育了他，他认为国民党日薄西山，他听了毛的讲话并和根据地会说英语的中国人做了多次长谈以后，他看到这些英勇的中国人虽然被攻击、被赶到遥远而干旱的山区和沙漠的那一角，受威胁、穷困、匮乏，但却始终保持生气勃勃的乐观情绪，而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建设的社会是帮助普通人。”

不仅留了下来，1937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正式党员前，组织上带他去看了一具刚刚被地主武装砍头的共产党员的尸体，他们对他说：“你已申请加入共产党，如果你被敌人抓住，这就是你的下场。你肯定想要参加？”马海德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脸色苍白，感受到了斗争的残酷，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从零建起的医疗体系

1937年初，中共从保安转移到延安时，延安没有医院、门诊部或任何卫生设施。马海德终日骑在马上，他到处看病，在窑洞里、在大树下、在田野里，他无法顾及环境肮脏、条件艰苦、而且他本人也有被感染的危险。“医生不能等病人，要去找病人”是他一直遵守的原则。

有一次，马海德的好友路易·艾黎参加代表团访问延安，在马海德的家里谈到深夜。“一个农民提着盏纸灯笼来到门口，乔治（马海德）赶紧整理好药包，冒雪徒步而去。他回来的时候咖啡已经煮好。但他还没有喝完第一杯，又有一个人在门外呼唤‘马大夫！马大夫！’他又拿着药包走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艾黎说。

马海德心肠好，为人诚实而且行医既负责又有效，他还很快学会了当地土语，差不多人人都喜欢他。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等、不识字的农民、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士兵、老共产党人、妇女、儿童……都来找他看病，他几乎成了全科大夫。而且，还经常有人求他给修理手表、眼镜、钢笔、打火机等等。“他们认为博士就什么都会干。”马海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