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盛行

最新出版的一本名为《完美大学必修课》的书受到大学生们的热情追捧。该书由北大学生张锐和任羽中写就，他们以自己成功经验为经历了大学教育却难于找到工作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大学里要懂得自己培养自己。该书的核心智慧是“以职业市场的需求为指导，以简历为导向选修课程，指导大学的生活”。书中写道：“一个想要成为律师的学生，会有意识地去参加各种法律援助活动或者去律师事务所做实习律师助理，这就是consistence（一致性）。每个人都想表现出自己多样的经历和兴趣，所以他可能参加过一个考古发掘小组，但是同时又有着很强的金融背景，这就是diversification（多样性）。而balance（平衡）更加重要，你会发现最出色的人才往往在专业知识、社区服务、艺术和体育等领域都有着令人赞叹的成绩。”

“这是比大学生及其父母重视专业选择更加功利的举措。”一位书评家如是说。

功利主义的思想，充斥了大学的校园。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发现：大陆大学教授有三大弊病，其一是大教授从来不参与本科生教学。教授不带本科生，并非因为国内师资力量紧张，而是名校教授没有把时间花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到海外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然而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

其次，现在国内有的教授，一个人居然带30个研究生。即便在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一个教授带五六个学生已经很多了。

第三，日益浮躁的学风，尤其是学术上的剽窃、拼凑、粗制滥造，应有尽有。有些北大教授的论文水平甚至比不上哈佛本科生的论文。

学校的管理者也是如此，被批评为好大喜功。规模大、学科齐全的大学深受推崇，一时间学校合并之风盛行。管理者们误把世界一流大学等同于综合性大学和巨型大学，结果是过度的学校合并、大而全的学科院系拼盘和学校规模的无限制扩张。研究生、博士生教育也备受重视，而忽视本科生教育；而“北大为建设一流大学标榜引入的海外人才、长江学者，其实在国外仍有全职，全职意味着九个月的时间在一家大学工作，没有人关注他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在北大进行教学。”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说。

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大学的目标也从对心灵、智慧、品格的全面培养，定义为现在创造知识、培养具体领域的高级专家所取代。

事实上，国内大学所经历的正是上世纪初美国大学曾经走过的弯路，而现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已经在重新强调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哈佛最新的改革方案强调了本科生教育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所有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必须包含七大领域：文化传统与变迁、道德生活、美国、世界中的（各种）社会、理性与信仰、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同时，所有本科生还必须修一门写作课并掌握一门外语。他们声称改革有四大目标：一、培养全球性公民；二、发展学生适应变化的能力；三、使学生理解生活的道德取向；四、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既是文化传统的产品，又是创造这一传统的参与者。

变革教育体制是关键

变革教育体制，是近几年讨论大学改革绕不开的话题。

研究教育史的专家认为，现阶段内陆大学的教育体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蔡元培先生在上世纪之初提倡的“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的办学理念，而代之以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管理机构的直接管理。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认为，这直接导致了“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它们绝对化，教条化。杨东平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在任期间曾尝试了许多新的教学制度，其中，除了插班生制度是经过国家计委批准以外，其他如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等等，都没有请示任何部门。他坚信这是一个校长应有的权力。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些省规定不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实行学分制，令他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