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诉求下的简单模式

2007年教育部明令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这是继两年前的禁令之后的再次重申。当时的负责人称这是教育部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出台的政策，包括考虑到校外居住的安全问题，以及要求学生住集体宿舍，有利于加强管理，加强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然而，事实是，校外租房的势头只在禁令公布的短期内受到扼制，其后，比例居高不下。众多学者公开批评教育部此举荒谬，有学者指出，大学生校外租房比让大学生住在偏远市郊的集体宿舍要更有利于大学生接触社会生活、更有利于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学者顾海兵直指症结所在：“大学生是成年人，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有权决定自己的住宿方式。教育部和高校面对学生日益多元的诉求，应该分清：哪些是学校的权力，哪些是学生的权利。”

这一事件的沸沸扬扬似乎并没有让学校警醒，一些学校仍然怍出荒唐的决定。有些学校禁止学生自带手提电脑入校，理由是怕学生沉迷于电玩，荒废学业。“但是在香港的大学，没有手提电脑你简直就没办法上学。所有课程表、教室安排、讲座、课程资料等都是发到邮箱。至少我没看到周围有什么人沉迷于电子游戏，相反我们每天都忙得没有时间想起玩电玩。”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的曹磊说。

教师们也对学校的评价体系怨声载道，他们认为大学只注重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而非质量，这严重影响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学术质量也并未因此而提高。这一脱胎于欧美的体系的初衷是希望促进大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但由于其他配套的评价体系没有跟上，使该评价体系流于简单化。问题还有，比如教材十年一贯制，专业设置不能与时俱进等等。

与管理模式上的简单化并存的是教育模式上的简单化。来自全球最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报告指出：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国内的大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在北大读了4年书，一直都是听老师讲。从来没有一位老师像美国老师上课时一样，突然转向我说：‘薛涌，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薛涌说。薛涌，旅美学者，1983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现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在其最广为流传的著作《北大批判》中，薛涌指出：“北大、清华的学子都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而在大学中，又继续了这种教育。但真正毕业后的工作却不是应试，而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

在薛涌看来，大学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论辩。论辩是锻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自己的调研对教授的内容有透彻的了解，还可掌握其中的思维方式方法，在课程结束时，再通过学生写论文，更能使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深化，甚至还有可能创新达到该领域研究的最前沿。“但这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当高。教师必须平常多读、多看、多想。因为《北大批判》这本书，很多人给我写信，一位清华大学博士就曾说他们也开设了讨论课，但相当无趣。”薛涌说。

反倒是在香港科技大学就读的曹磊，上大学后颇为感叹，第一学期必修课的考试，几乎没有书面考试，都是做研究报告，“现在我真的觉得是带着兴趣去学的”。令他更为兴奋的是五花八门的海量选修课包括鬼神文化、风水、架子鼓、钢琴、演讲技巧、美食文化等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大学教授的讲座，还有每年在香港举办的名目众多的国际型展览。“这些让我有一种真实的全球化竞争感觉，它让我有很大的压力。而我在内地上大学的同学总是很闲，平时玩电脑游戏，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背背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