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而中国是高自杀率国家。每年中国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北京首家心理危机干预热线向全国免费开通8年来，有效接听来电12万多人次，成功降低了近6000例高危险来电者的自杀风险，因此被人们称为“生命线”。今年6月，该热线升级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前不久，本刊记者走访了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41位专业热线工作人员，通过5条线路接听来电。

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说，中心成立心理援助热线的初衷是为了给有抑郁，有严重情绪困扰，有自杀念头和自杀危险的人提供评估干预，缓解他们的情绪困扰程度，降低自杀的想法程度，帮助他们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普通百姓拥有自己的心理保健医生，让心理疾病患者享受高品质的精神健康服务。”

认识自己的情绪

“你们快救救我的儿子吧，他把自己锁在屋里要自杀。”一位焦急的母亲给北京心理援助热线打来电话求助。

“这是一位20多岁小伙子的母亲的来电，小伙子和母亲刚刚起了争执，手里拿着一把刀，威胁母亲说要自杀。”援助热线主任王翠玲讲诉了事情的经过。

这是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爸爸和妈妈处于分居状态。妈妈很强势，控制欲极强，孩子一切事务都归她管，这样势必导致孩子很逆反。妈妈来电就是担心孩子有过激行为，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孩子沟通。

于是，王翠玲给小伙子打了电话，电话里他一直在哭。小伙子说，感觉不到母亲的关爱，只有压力和控制。他认为是母亲把父亲气跑了，所以很埋怨母亲，经常和母亲争吵。这让他觉得活着很累，根本没心思工作，情绪长期处于抑郁的状态。通过王翠玲的劝导，小伙子慢慢冷静下来，愿意和她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实，这样的高危来电并不是很多。据统计，求助者主要的咨询问题中：心理问题占30%，包括有明确诊断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焦虑、强迫症等；家庭关系问题占13%；其他人际关系占13%；工作学习问题占10%；躯体疾病占6%；经济方面问题占1%；帮他人询问相关问题及精神疾病和药物知识占20%；其他占7%。

8年来，王翠玲接听的来电不计其数，年初接到的一个电话让她印象深刻。

来电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男性，来自农村，在一所高校里做兼职。最让小伙子困惑的是其学历情结，他初中毕业时，只考了个职高，但没有去读，后来通过自考上了本科。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考研究生，可是没能考上。最重要的是，他所在的大学马上就放假了，这份看上去很光鲜的工作也快保不住了。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意，还没谈过恋爱，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他形容自己像一个躯壳一样生活着，根本没有幸福可言。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和任何人来往和交流。

王翠玲分析说，他是一个表面很坚强、其实内心非常脆弱的人。他把自己包裹得很紧，不愿意向别人敞开心扉，从不敢也不愿触碰内心最脆弱的地方。

对于这个小伙子，只是一味地鼓励，或帮助分析应该怎样去考研，去追女孩，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王翠玲说，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替他着想，体会其内心的感受，并让他了解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要给他支持和理解，帮助分析影响他不能成功的因素。经过王翠玲的帮助，小伙子已经开始定期去医院做心理咨询，现在偶尔他还会来电话，但是情绪已经稳定了许多。

王翠玲说，拨打热线的人情绪上一定存在问题，而且对自己的情绪没有很好的认识。咨询员首先要做的，就是倾听，尽可能多地了解来电者的情况，并对他们的情况做出判断。如果对方有明显的抑郁情绪，那么就要通过安慰、启发等方式来对他进行危机干预。

层层筛选的咨询员

“咨询员考试的难度不亚于公务员考试。”李献云感叹地说。

李献云介绍说，咨询员都是从社会上招聘过来的，需要具备医学、护理学、社工学或心理学背景。咨询员通过报名材料审核和面试后，要接受2个月的理论培训，培训合格后再开始4个月的实践操作学习，以提高他们接线处理的能力。如果经过培训、评估和提高依然不适应工作，就只能离开这个队伍。李献云说：“即使咨询员开始正式接线了，也有督导专家在旁协助，提高他们的接听技巧、处理接听电话时遇到的困惑和其他问题。”

由于每天大量地倾听别人的苦恼，咨询员有时也会面临情绪上的困扰。但咨询员是专业人员，在面对自己的困惑、压力和问题时，能够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处理自己的情绪困扰。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咨询员情绪舒缓体系，帮助他们及时处理自己的压力。李献云说，心理咨询和治疗不只是单方面帮助他人，咨询员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提升自己。

“发达国家有关自杀干预的研究早在40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中国刚刚起步，刚把它当作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来看待。”李献云说。在西方国家，每百万人中大约有500个人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但是在中国仅有3至5个。李献云坦言：“心理危机干预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发展起来困难重重。从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人员大多分布在城市，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和偏远山区缺乏相关专业人员；普通百姓、企事业单位或机构以及社会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接受程度有限；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力量参差不齐，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心理危机干预的效果评估指标很难制定，针对某些特定事件，不同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如何，仍然缺乏科学的依据。”

李献云认为，对自杀进行干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络，目前中国心理辅导站还很少，社会救助系统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政府需要统筹建立一个联动机制，面对有人自杀或出现其他危机，在出动警察、医疗急救力量的同时，也要有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加入，社区或企事业单位也须充分配合。”李献云说：“应该让心理危机干预者、医疗急救和公共安全等部门联动开展工作，这样才能缓解心理危机干预事业面临的尴尬局面，也才能更好地去挽救那些渐行渐远的生命。”

学会乐观地看待生活

对于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的精神疾病患者，有专家认为，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在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人原有的生活轨迹被打乱了，失去了目标和生活的意义。

李献云则有不同的看法。她说，从数据来看，现在与过去相比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的确更高了，但很难说这是社会转型造成的，因为剧烈的社会转型不是发生在近几年，而是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精神疾病患病率增高的原因在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健康了。

从打这条热线的人群来看，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患了很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来电，而是因为经历了许多困扰，心理上的冲突和痛苦自己处理不了，才来求助心理热线。

据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统计：来电者年龄以中青年为主，男女各占50%；75%的来电者为高中以上学历；70%的来电者来电前从未寻求过任何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帮助；20%的来电者有既往自杀未遂史。接受抑郁和自杀危险评估的来电者中，61%的来电者目前有重度抑郁发作，并有34%的来电者亲友有自杀行为史。

李献云指出，每个人在生活、工作或学习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我们要学会乐观地看待生活，当遇到压力和冲突时，把它看成是一种挑战和成长的机会，积极地去面对去解决，这样就不容易因压力大而患精神疾病。否则，若把它视作麻烦和累赘，躲避问题，不及时处理，越积越多，时间长了必然会难以承受，而罹患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