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满婚姻为何难抵利益诱惑？

[福建◇徐 娟]

有着十多年美满婚姻生活的湖南长沙市民李国梁夫妇，近日却突然准备离婚。原来，他们一直关注二手房市场，正准备出手之时却与新房产政策不期而遇。按照规定，已经拥有一套住房的夫妇无法享受到房贷优惠。为此，他们不惜暂时放弃十多年的婚姻，来争取更加优惠的房贷。（4月29日《新华网》）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台的房产新策对房贷严格收紧，为规避二套房贷的高额利息，缓婚、裸婚、假离婚开始在一些城市浮现。

市场经济中人人都是市场理性人，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本无可厚非。在房价居高不下，不少老百姓“望房兴叹”的今天，房产新政带来的利率差对二次购房者的影响可谓很大。以报道中的二线城市长沙房价为例，如果按房产新政执行利率要多交约10万元利息，而在房价高的一线城市，利息差别可能达到60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道德和诚信去评价这些真的假离婚者，因为这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的道德水准低下，只能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美满婚嫁实在难抵利益诱惑。

对于已在不少地方出现的为规避房产新政而离婚现象，我们需要更多地从法规制度的层面找原因。如果政策出台前作过充分调研，让假离婚者无机可乘，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想来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争相离婚。

一个道德良好的社会，必是一个法规健全的社会，反之亦然。法律制度是桶，人的道德是水，“水桶理论”同样适用于法规和道德，一旦某一块木板短缺，里面的水就会从这里漏掉。这是人的本能使然，而弥补它的方法，惟有提高法规制度的“高度”这一条路。这或许是一系列为获取利益而竞相离婚现象给我们带来的更为深层次的思考。

装修办 到底是个什么机构？

[福建◇廖建江]

湖北竹山县42岁的无业妇女陈少红新开的餐馆因被认定违规装修，且逾期未缴纳罚款，被县装修办提请法院裁定执行总计14万元罚款。经过一周的求情、上访无望后，陈少红当着县装修办主任的面喝下农药。（4月29日《新快报》）

按常理推断，竹山县应当对装修的监管很重视，所以才要成立专门的“装修办”。但实际情况恐非如此。从近些年来媒体曝光的情况看，类似“装修办”这样的临时机构，往往都承担着许多摆不上台面的活。或者成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工具，或者成为应付突击任务的先锋。

从另一个方面看，“装修办”这样临时机构的存在，也是导致行政权力极度膨胀的重要根源。中国现有行政执法部门的经费名义上是执行收支两条线，但并没有完全真正落实到位。更有一些执法部门的经费实行自收自支，靠直接坐支罚款收入来维持。这种财政保障体制就必然导致了趋利执法和自费执法的现象，临时机构们不是重在纠正违法行为，而是罚款了事。有的甚至希望、鼓励当事人违法，因为这样才能有钱可罚，才会出现竹山“装修办”对一个小餐馆开出14万元的巨额罚单。

利益的驱使只能让临时机构更加滥用行政处罚权，千方百计地保留和争取更多的行政处罚权，从而引发行政权力的再度膨胀。这种行政处罚权力的膨胀，不仅离依法行政的理念背道而驰，更与服务政府的建立相去甚远。

莫叫“爱心”成“骚扰”

[江苏◇吴 江]

“五一”期间，大批的志愿者前往佛山市的福利院养老院进行服务，但人数过多导致很多老人被重复服务，部分老人感到身体吃不消。福利院长表示，不要让志愿服务成为走过场。（《广州日报》5月4日）

人类不能没有爱，对于福利院老人的关爱，更是社会爱心的缩影与体现。五一节期间，大批志愿者前往福利院养老院为老人们提供服务，要说本是一件值得肯定和称许的好事。然而，爆棚的送爱心活动，恐怕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甚至成为了一种骚扰。

事实上，节假日期间的“爱心”过热，某种程度上恰恰反衬出平时的爱心稀缺。而关爱既然是一种人文精神，它本该无所不在地体现在平常日子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而不该成为逢年过节才拉出来遛遛的“秀场”。相比“干涸一年，澎湃一日”，“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无疑更显健康与生命力。

“送关爱”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当“送关爱”也成为一种集中式、运动式的行为时，与真正意义上的关爱其实已经有了距离，也难免成为一种骚扰。现如今，一些地区的部分老人院、孤儿院逢年过节对爆棚的关爱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不得不闭门谢客，正暴露出这样的尴尬。

一言以蔽之，万事过犹不及，扎堆的“爱心”也是一种“折腾”。关爱其实更应该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体现于日常，更应象邻里拉家常一般亲切自然，而不应该成为一种运动，更不必拥挤扎堆于节日。

禁止学生成绩排名值得提倡

[江苏◇吴学安]

日前，成都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规范招生行为工作的紧急通知》，再一次重申中小学校招生纪律，叫停违规小升初招生考试。强调各学校、单位严禁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不得宣传学校中、高考成绩排名、重点率、升学率、状元等情况，严禁做小升初、初升高等方面的升学承诺。不得举行任何形式与入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和测试，不得以学生竞赛、考试成绩及特长评级作为录取依据。(天府早报2010年4月28日)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模式的驱动下，评估一名学生优劣的标准主要是看其学习成绩的高低，衡量学生能否上名牌中学、名牌大学，考研出国的惟一标准也是学习成绩。可见采取公布学生考试成绩排名的做法，已经成为一种最直观的评价手段。

但问题是，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分数拚杀中，却往往忽视了公布学生成绩排名可能会给学生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压力，尤其是违背了法律明确予以保护的未成年学生个人“隐私”的规定。不难想象，排了名，成绩好的学生害怕下次排名被人赶上，成绩欠佳的学生则更要忍受着被人鄙视的煎熬，来自老师、同学和家长等多方面的压力，随时可能给学生带来心理压力或造成心理痼疾，甚至有的学生为此走上自杀的不归之路。

由此可见，成都市将禁止公布学生成绩排名载入地方性法规是不啻为明智之举，更对摒弃应试教育模式，倡导素质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