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台湾当局颁发了《山地行政改进方案》，意在促进“原住民与一般社会结合”，迫使原住民迁出世代居住的地方，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大量取缔了原住民的祭祀及庆典活动。

1980年台湾当局颁布了《台湾省加强山地国民教育办法》，鼓励教师前往山地任教，并对山地学生提供各项补助，希望能够提升原住民教育。虽然是致力于“有效提升整体原住民的教育素质”，但这个时期强力推动的国语教育，也进一步导致了少数民族母语的流失，以及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淡漠。

“在70年代，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规定不准讲族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跟我堂弟讲族语，老师打了我，然后把我叫到讲台上，在胸前吊个牌子，上面写着：‘我讲山地话’--老师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我不可以讲族语。”事到如今，回忆起这些事情，根志优依然觉得很痛心。“其实那对原住民文化和语言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除了族语流失之外，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949年到7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环境急速地改变，许多部落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生活，陆陆续续离开部落到城市去打工。根志优的爷爷和父亲也在其中。“他们虽然是部落的头，但到都市里也因为没读书而被嘲笑，只能做最粗重的工作。现在台北很多知名建筑：台北火车站、桃园机场、中正纪念堂……都是原住民工人建设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各个族群的族群意识高涨，促使台湾当局不得不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和教育问题。1988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将原住民的教育目标定位“适应现代生活，维护传统文化”，并从1993年起开始提倡发扬并保存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和艺术。1996年，台湾当局第一次设立了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政府机构——“原住民族委员会”。

“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动原住民的族语复兴，但太久以来造成的语言流失，导致现在要复兴很艰难。所以民族政策一定要很宏观，要考虑到非常远。一步错，真的是把这个民族给断了根，现在你想要救它，付出的代价非常大，甚至是完全救不回的。”根志优说。

参观展览的一位布农族长老也有同样的感慨：“文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没有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寻回来。但我必须承认，原住民文化一旦遇到了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必然会被冲击到--所以我不过分悲伤，重点是这些文化能够传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