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视察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政协委员们积极投入到视察工作中，视察的内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工作，最终形成了214份共180万字的视察报告。宋庆龄在云南基层视察时发现，一些地方的妇女病、眼病较多，环境卫生也不尽如人意，她在报告中提出了具体建议。卫生部门很快采取措施。在上海视察的高崇民等委员提出了一些工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保护不够等问题。不久他们收到答复，当地已经采取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有了具体措施。这次视察对改进各方面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59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同时召开。全体政协委员列席了人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两个大会联合开有好处，可以集思广益把工作做得更好。“两会”只有权力之分，无高低之别，政治上是平等的。从此，除“文革”期间的四届政协外，全国政协历次大会都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逐渐形成了对中国政治生活具有重大影响的“两会”格局，一直沿用至今，被称为“春天的约会”。从党的重要决定、决议的制定，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从重要人事任命，到重大工程上马；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民生政策出台；从中央政府，到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各级政府的工作部署，无不凝聚着人民政协的智慧和心血。

“政协不是一盆清水，一盆清水就没意思了。政协就是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

——周恩来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圆满完成了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于是，一些人提出疑问：人民政协有没有必要继续存在？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究竟发挥什么作用？

1954年12月，毛泽东与参加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党外人士座谈时表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不妨碍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人大的代表性虽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能后的五大任务，即协商国际问题、协商候选名单、提意见、调整关系和学习。

毛泽东对人民政协的定位，使人民政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富有政协特色的文史资料工作就是从这一时期起步。1959年4月，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提出，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同年7月，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着手征集和研究出版文史资料。深受读者喜爱和史学家重视的《文史资料选辑》于1960年1月创办。这些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为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被周恩来称为“旧社会的一面镜子”。杜聿明曾经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帅，他写的《淮海战役始末》，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随着1976年中国结束了“文革”十年浩劫，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人民中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人民政协的活动舞台也越来越大，他们充分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鼓励和推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内地投资办实业，一时间，开风气之先。中国的第一家合资饭店，便是爱国香港人士、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也凝聚着几届政协委员的心血。先后数百位委员来到三峡工程实地考察，他们对三峡工程的移民、环保、地质、文物保护等各个方面予以关注。

“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这个著名的“两个联盟”的论断，是邓小平从新时期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实际出发提出的，成为人民政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

1999年9月22日，江泽民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总结人民政协半个世纪的基本经验、历史地位、独特作用和工作主题时说:“人民政协五十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两大主题：团结和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政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是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