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六十年

广东 周舟

拿到10期杂志的时候，适逢国庆中秋两节。仔细读了读这期的封面专题《感知中国六十年》，感觉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王蒙、张志璋、温铁军、于丰年，这些身影从共和国六十年历程中的不同片段里走来，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所亲历和所见证的历史。

王蒙说，“我用我的作品记录了60年来中国曲折发展的过程，既描写了新中国带来的希望，也没有回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一些人所表现的那种幼稚、那种乌托邦、那种天真以及某些方面的极端和偏执……因为创作，我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命运起伏波折，但看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看到我们当时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还是深感安慰。”

台湾人张志璋，与大陆的父亲隔绝四十余年，终于在父亲去世十年后，寻到了父亲的音讯。他的寻亲经历，几乎是两岸关系曲折发展六十年的印证。

裹挟着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六十年的大历史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数字和高昂的赞歌，它更是“我们”的历史。

回归本质去打量“长假”

有财经界专业人士说：“如果以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指标来衡量黄金周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会发现其效果并不显著。”同时，为应对长假客流，许多景区盲目上马大量酒店，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样也有专家认为“长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政府应该对长假进行适当的引导，从侧面也会拉动内需。过短的假期既不能满足休息的需要，也不能对经济有刺激拉动的作用”。（《广州日报》10月11日）

时下的“假日经济”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经济现象，刚刚过去的国庆8天长假所带来的旅游、消费井喷，更使得“长假效应”倍受关注。长假存废之争在经济领域更是显得无比热闹，这边财经人士称长假对消费拉动效应有限，那边专家则认为假期过短不利拉动内需。

长期以来，关于黄金周的是耶非耶，国庆长假的存废辩论，大多是从能否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甚至是否有利于具体产业的振兴等利益视角出发的。诚然，经济效应的确是不容忽视的考量指标，但就长假而言，恐怕并不宜总是打着经济的算盘。既然是讨论休假制度，首先应该从国民权益和福祉的角度考量。经济因素当然也可以纳入考量的范畴，但至少不应该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决定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以对消费拉动效应有限来反对长假，还是以短假期不利拉动内需来力顶长假，实质上都不过是在用不恰当的依据和错误的逻辑来演绎结论罢了，前提和逻辑全都跑偏了题。

笔者认为，讨论长假，应回归休假制度的本质。既然休假制度是为了保证公众的休闲权，本质上更事关公众的福祉，那么，判断长假太长还是太短，显然应该更多地征询公众的意见，并以公众的需要和诉求来决定。

——江苏 吴江

我看押金式“先诊疗”

卫生部近期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展开医疗服务新流程试点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门急诊先诊疗后结算；二是整合科室资源和患者需求。实行“先诊疗后结算”，医院可对每位病人收取押金，病人每接受一次诊疗，信息系统就会自动从押金中扣除相关费用。（《潇湘晨报》10月11日）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治病救人其实本是天职所在。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医疗机构也概莫能外，大到医疗设施、医疗器械的投入，小到各种医用耗材，无不构成治病救人的必需成本。如此看来，先收费后看病，似乎不无道理。然而，假如在治病救人之前，非得先交清各项费用，否则便得吃医院的闭门羹，无疑给医疗机构治病救人的天职打上了折扣，甚至不免让公众得出是在“拿钱买命”的结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卫生部在北大人民医院开展的“门急诊先诊疗后结算”试点，可谓切中题旨，更有望让医疗机构治病救人的天职从此名至实归。

医疗机构固然有“先诊疗”的义务，但“先诊疗”却不能缺少必要的前提与保障，例如，“先诊疗”的成本由谁支付？如何结算？怎样兑现？可见，要让医疗机构实现“先诊疗”，不能缺乏必要的财务支撑和制度保证。即以上述“先诊疗后结算”试点为例，落实“后结算”才是实现“先诊疗”的关键前提。

然而，试点中“后结算”居然是通过医院向患者先行“收取押金”的方式来保证的，无疑是在“先诊疗后结算”后拖着一条“押金”的尾巴。与此前相比，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既然医疗费用是从患者预先缴纳的押金中扣除，又如何称得上是“后结算”呢？而且，患者就医的门槛是否会因为事先缴纳押金而被越抬越高，倒是令人心生忧虑。

——江苏 武洁